作者：佩特里亚·希尔·科林斯
译者：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 刘春英
校对者：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高春常
资料来源：史海踏浪http://seasurfing.blogspot.com/
谢里尔·吉尔克斯断言：“奴隶制深深扎根于白种美国人思想深处，黑人妇女是作为‘妈咪’、‘坏的黑人妇女’的形象从中出现的”（1983，294）。奴隶时期这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滋生了四种内部互相关联、社会建构的黑人妇女操纵性形象，而每一种形象都在维护黑人妇女的从属地位上反映了主流集团的利益。鉴于无论黑人妇女还是白人妇女都对奴隶制的延续非常重要，这种盛行的思想体系在掩盖涉及所有妇女的社会关系矛盾方面起了作用。按照真正的妇道崇拜，“真正的”妇女要持有四种主要美德：虔敬、纯洁、顺从和专心家务。白人妇女精英和正在出现的中产阶层都被鼓励遵从这些美德。非裔美国妇女遇到了一组不同的操纵形象。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的性观念“通过平衡妇道和为母之道这两种相反的解说来确认两类妇女不同的物质环境，而彼此都是对方存在的基础”（卡拜1987，25）。
适用于非裔美国人的第一种操纵的形象是妈咪——忠诚、顺从的家庭奴仆。创造出来以证明对于家庭奴隶的经济剥削是正当的，并支持解释黑人妇女长期限定于家庭服务，妈咪形象代表着一种准则，用于评价所有黑人妇女的行为。通过更关爱、养育和照看白人孩子及其“家庭”，妈咪象征着主流群体对于黑人女性与白种男性精英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尽管她可能受到喜爱，可能在她服务的白人“家庭”中行使相当大的权威，但是妈咪仍明白她作为恭顺的仆人的“位置”。她已经接受了这种从属地位。
通过挑战传统的黑人家庭女仆观，黑人妇女知识分子已在极力地解构非裔美国妇女作为满意的妈咪影像（迪尔1980,1988；克拉克—刘易斯1985；罗林斯1985）。文学批评家特鲁迪尔·哈里斯的卷宗《从妈咪到斗士：黑种美国人文化中的家庭奴仆》调查了文学中其他人对黑人妇女的描述与他们自身描述的显著不同。在关于黑人妇女领导者所面对困难的著作中，里塔夫·杜马(1980)描述了黑人女性行政人员是如何被视为妈咪的做法所牵制；如果她们表现的不热情或没有做好哺养的准备，就会遭到惩罚。尽管有这些著作，妈咪形象依旧存在于学术和民间文化中。奥德丽·洛德就一次购物行程的叙述为它的顽强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1967年……我在一个超市中用购物车推着我两岁的女儿，一个坐在她妈妈购物车中的白种小女孩经过时兴奋得喊道,‘哦，妈妈快看，一个小不点女仆！’”
妈咪形象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具有中心性的作用。鉴于控制非裔美国人家庭生活的努力需要使种族压迫的象征结构永久化，妈咪形象是重要的，因为它旨在改变黑人妇女作为母亲的行为。作为极为熟悉黑人通融所需技能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成员，黑人妇女被鼓励把这些顺从行为传承给她们自己的孩子，其中很多被迫在妈咪角色中展示出来。通过告诫黑人儿童在白人权力结构中的指定位置，那些使妈咪形象内在化的黑人妇女潜在地成为使种族压迫永久性的有效管道。另外，雇佣妈咪加固了白人妇女雇佣者的种族优越性，被当作白种男性精英权力的源泉而把她们与他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罗林斯1985）。
妈咪形象还在维持性别压迫上具有象征性功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巴巴拉·克里斯琴认为，黑人妇道形象在西方文化的恐惧方面起着储水池一样的作用，“一个对于基本上属于清教徒社会所不能面对的女性功能的垃圾倾倒场”（1985,2）。对比于通过真正的妇道崇拜所传播的白种妇女形象，充当他者的妈咪形象象征了对立性的区别，如精神与肉体、文化与自然，而这些区别被认为可以从他人中区分黑人妇女。克里斯琴这样评论妈咪的性别重要性：“妈咪所有的作用几乎明显地都是身体性的。她们所涉及的身体既美感又让人胆战心惊，美国南部的白人对妇女的这些部分感到极其恐惧。在她的奴隶位置上是无害的，由于其所有给定的本性而失去了威胁能力，这样妈咪作为形象才是必要的，即一种抑制对身体性女性产生恐惧的替代品”（1985,2）。妈咪形象支撑真正的妇道崇拜意识形态，在此之中性和繁殖能力已被切割出去。“好的”白人母亲被期望与女性性爱无关，只是专心于她们后代的道德发展。相反，妈咪形象是一种非性化的妇女，一种把毕生都献给白人家庭发展的黑面孔替代性母亲。
不管她们如何受到白人“家庭”的喜爱，黑人妇女的家务劳动者仍很艰苦，因为他们受到经济剥削。在重建后的二战后经济中，非裔美国妇女从私人家庭服务到有较低薪服务业的工作转变制造了可比较的经济剥削。让黑人妇女劳动离开非裔美国人家庭并进而剥削她们，剥夺了黑人大家庭单位获得体面的工资、或是黑人妇女在家庭中充当无薪劳力的好处。此外，许多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白人家庭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因为他们长期使用廉价的黑人妇女作为劳力资源（罗林斯1985；拜尔利1986）。妈咪形象是为掩盖社会阶级的经济剥削而设计的。
为了寻求经济生存，非裔美国人可能会在有报酬的工作中扮演妈咪角色。但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内部，这样的女人却教导她们自己的孩子截然不同的东西。邦尼·桑顿·迪尔关于黑人家务中幼儿抚育模式的著作表明(1980)，当其研究中的参与者在工作中表现出顺从行为时，她们会阻止孩子们相信她们应当服从白人，并鼓励她们的孩子避免做家务劳动。巴巴拉·克里斯琴对黑人奴隶叙述中妈咪的分析揭示出，“与南部白人关于妈咪的形象不同，她阴险狡诈，倾向于毒害主人，根本不满足于她的命运”（1985，5）。
妈咪形象不能控制黑人妇女身为母亲的行为，这种事实与第二种操纵的黑人妇道形象的产生息息相关。虽然是更近的现象，但黑人女家长的形象在解释黑人妇女所在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中的位置方面发挥了类似的功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学者如威廉·杜波伊斯(1969)和弗兰克林·弗雷泽(1948)描述了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女家长的高比率与妇女在黑人家庭网络中的重要性以及维持黑人贫穷之间的关系。然而，并不是学者所认为的黑人家庭中黑人妇女的中心性构成了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原因。二人都能见证所谓的女家长家庭是种族压迫和贫穷的一个结果。在杜波伊斯和弗雷泽写作的时候，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压迫是如此全面，以至于没有女家长形象，控制仍得以维持。但是在这些早期的黑人学者著作中原本沉默的主题，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对非裔美国人来说重要的政治、经济活跃期，变成了羽毛丰满的种族化形象。种族化涉及把种族意义加诸先前未分种族的关系、社会实践或集团（奥米和怀南特1986）。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女家长家庭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地位是较高的，但是把女家长种族化为黑人贫穷的一个因果特征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而且，“把黑人妇女的公开刻画为不属于女流的、阉割性的女家长，恰恰与女权运动对美国家长制提出公开批评处于同一时期”（吉尔克斯1983，296）。
当妈咪在白人家庭中成为黑人母亲的典型化身份时，在黑人家庭中女家长则象征着母亲的身份。正如妈咪代表了“好的”黑人母亲，女家长则象征了“坏的”黑人母亲。现在的黑人女家长主题强调，非裔美国人母亲没有履行她们传统的“女人该做的”义务（莫因汉1965）。因长久离家，这些打工妈妈显得不能恰当地监管孩子，也是孩子学校教育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作为过于咄咄逼人、没有女人气的女性，黑人女家长据称阉割了她们的情人和丈夫。可以理解的是，这些男人要么放弃了他们的伴侣，要么拒绝与他们的孩子母亲结婚。从一个白种男性精英的角度来看，女家长事实上就是一个失败的妈咪，一种负面的耻辱，可应用到那些敢于违背顺从、努力工作的仆人形象的非裔美国妇女身上。
研究非裔美国人家庭中妇女角色的黑人妇女学者发现存在为数不多的女家长，妈咪甚至更少（黑尔1980; 迈尔斯1980; 苏达卡萨1981; 迪尔1988）。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把非裔美国人母亲描绘成在不利条件下表现出巨大力量的复杂个体。在由一位黑人妇女写作、并在百老汇上演的第一场剧本《阳光下葡萄干》中，洛兰·汉斯贝里(1959)调查了寡妇莉娜·扬格如何奋斗、为她的家庭购置居所而实现了梦想。在《棕色女孩，褐色砂石》中，小说家葆拉·马歇尔(1959)介绍了博伊斯夫人这位黑人母亲如何协调她的丈夫、女儿、社区中的女人以及家庭外必做工作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的。安·艾伦·肖克利的《爱她》（1974）描述了在恐惧同性恋的社区中，一位同性恋母亲顶着养育孩子的压力、试图平衡自我实现需要的斗争。像这些虚构作品，对于黑人单身母亲的黑人妇女学术作品也对女家长论题提出了挑战（拉德讷1972; 麦克雷1980; 洛德1984;麦卡杜1985; 布鲁尔1988）。
像妈咪一样，女家长形象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有重要作用。把非裔美国人妇女描绘成女家长，使得主流群体得以谴责黑人妇女在黑人孩子成败上的作用。认定黑人贫困经家庭价值传播得以代际延续，一种白种男性精英观点暗示，黑人孩子缺乏据称在白人中产阶级孩子身上已经滥用的关注和照管，而这种缺乏会严重延误黑人孩子的成就。这种观点从涉及黑人母亲和孩子的政治、经济不平等转移了注意力，并暗示如果他或她在家庭中得到良好的价值观，任何人都能从贫困中奋起。那些依然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欺骗而受到谴责。以黑人妇女作为母亲的表现解释黑人的经济依附，从而把性别意识形态与阶级依附的解释联结起来。
女家长失败的根源是她不能展现出适当的性行为。二战以后，日益增多的白人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她们的生育，并普遍地挑战了他们在白人家长制中被禁止的角色。在那时，黑人女家长形象作为无论对黑人妇女还是白人妇女来说的一个强有力象征出现了；这个象征是，如果白人男性家长权威受到挑战，可能会怎样误入歧途。盛气凌人的、武断的女人们受到了惩罚——她们被男人抛弃，最后一贫如洗，并被打上没有女人味的烙印。
女家长形象也支持种族压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暗中利用非裔美国社区中的性别关系作为衡量黑人文化缺陷的公认尺度。例如莫因汉报告（1965）宣称，由于为男性和女性创造的是颠倒性角色，奴隶制破坏了黑人家庭。黑人家庭结构被看作是不正常的，因其挑战了为理想“家庭”的建构提供支援的男性家长假定。而且，黑人男性家长的缺失被当作黑人文化低劣的证据（科林斯1989）。黑人妇女不能符合真正的妇道崇拜，被识别为黑人文化缺乏的基本来源之一。谢里尔·吉尔克斯断定女家长形象是作为一种反意识形态出现的，针对的是由那些面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连锁体系的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所做出的努力：“危险的黑人妇女、同时也是离经叛道的阉割化母亲形象在黑人解放斗争的关键时期分化了黑人社区，并在妇女历史的关键时期在黑人和白人母亲间制造了更大的鸿沟（1983，297）。
概而言之，妈咪和女家长的形象都把非裔美国妇女置于一个难以立足的位置。对于在家庭工作的黑人妇女工作者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或实质性情感付出的职位来说，成为理想的妈咪意味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丈夫和孩子身上转移了。当黑人男性发觉找一份稳定工作很难时得到雇佣，这将把非裔美国妇女暴露在这样的指控之中，即通过拒绝做顺从的、依附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黑人妇女阉割了黑人男性。此外，黑人妇女对黑人家庭福利的财政贡献也被用作支持女家长论题的论据（莫因汉1965）。许多黑人妇女是她们家庭的惟一支柱，把这些妇女打上“女家长”的标签削弱了她们的自信和抵抗压迫的能力。本质上，必须工作的非裔美国妇女被打上妈咪的标签，然后再被诬蔑为在自家充当强有力的角色的女家长。
第三种关于黑人妇道的外在界定的操纵形象是福利母亲，看起来与黑人妇女日益依靠二战后的福利国家相关。从本质上来说，作为一种更新了的奴隶制时期所产生的育种妇女版本，这一形象为寻求控制黑人妇女的生育以满足一种变化的政治经济需要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辩护。
奴隶制时期育种妇女形象把黑人妇女描绘得比白人妇女更适合养育孩子。通过断言黑人妇女生孩子跟动物一样容易，这种把黑人妇女作为他者的对象化为干预受奴役的非洲人的生殖权利提供了正当理由。奴隶主们要被奴役的非洲人“繁殖”，因为每个出生的奴隶儿童都代表着一份有价值的财产、另一个劳动力单位；而如果是女的，则代表着出现更多奴隶的前景。外在界定的可操纵的育种妇女形象用于为奴隶主侵犯黑人妇女的生育决定权提供辩护（金1973；戴维斯1981）。
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已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以前历史阶段所不能享受的权利（富斯菲尔德和贝特1984; 威尔逊1987）。非裔美国人已经成功地从迅速扩张的福利国家那里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和经济保护，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依赖性子女家庭援助、失业救济、肯定性行动、选举权、反歧视立法和最低工资方面。尽管20世纪80年代存在共和党行政部门的持续反对，这些措施允许许多非裔美国人拒绝生存线标准、其父母和祖父母所接受的受剥削工作。工作出口、非技术化以及使用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都已被用来替换廉价、温顺的黑人劳力的损失（布雷弗曼1974; 戈登等人1982;纳什和费尔南德斯-凯利1983）。大批未受教育、失业的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但不能被强迫工作。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她们不再象征廉价劳动力，而是代表着对政治和经济稳定构成的代价高昂的威胁。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下控制黑人妇女的生育很重要。通过给那些并非白种中产阶级的妇女生育打上非必要性、乃至危险性的标签，福利母亲形象满足了这个功能。对这个操纵形象的进一步审视揭示出，它与妈咪、女家长的对应物分享一些重要的特征。像女家长一样，福利母亲被打上坏妈妈的标签。但与女家长不同，她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相反，她挑衅得还不够。当女家长的难以得到导致了孩子们可怜的社会化之时，福利母亲的易于接近则被认为是个问题。她被刻画成满足于无所事事、索取福利、逃避工作，并把不好的价值观传给后代。福利母亲形象代表了另外一种失败的妈咪，一种不愿成为“世界的骡子”的妈咪。
福利母亲形象为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通过谴责黑人福利母亲不能传授工作伦理，非裔美国人可在人种上被定格为懒惰。而且，福利母亲没有男性权威角色来扶助。因被典型刻画为未婚母亲，她违背了一项欧洲男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则，即她是个单身女人。因此，她的遭遇加固了占优势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而这种性别意识形态断定一个女人的真正价值和财政保障应通过它的异性恋婚姻来产生。最后，在二战后的政治经济中，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家庭被官方界定为贫穷人口。由于黑人贫穷水平如此高，支持黑人母亲和她们孩子的福利国家政策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创造福利母亲的可操纵形象并诬蔑她是自身贫困以及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原因，可从贫穷的结构性来源上转移视角，并责备受害人自己。福利母亲形象从而为主流群体的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以限制被认为生育了太多经济上没有收益孩童的黑人母亲的生育力（戴维斯1981）。
第四种操纵的形象是耶洗别[犹太亚哈王的残忍淫荡的王后——校者注]、妓女或性侵略的女人，这在白种男性精英关于黑人妇女形象的关联中是有决定性的，因为控制黑人妇女的性行为的努力位于黑人妇女压迫的心脏位置。耶洗别的形象起源于奴隶制时期，当时黑人妇女被描绘成朱厄尔·戈梅斯所说的“性侵略的湿保姆”（克拉克等人1983，99）。耶洗别的功能是把所有的黑人妇女都降格为性侵略女人的范畴，从而为由女黑奴所典型报告的白种男人普遍存在的性攻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戴维斯1981；胡克斯1981；D.怀特1985）。然而，耶洗别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如果女黑奴被描述为拥有过度的性欲，那么日益增长的人口繁殖应该是预期的结果。通过压制非裔美国妇女可能给与自己孩子的培养，而这种培养能巩固黑人家庭网络，也通过强迫黑人妇女在田间工作或养育白人儿童，奴隶主有效地把耶洗别和妈咪的操控形象与内在于这个制度的经济剥削联系起来。
第四种遭受性贬低的黑人妇女形象是白种男性精英建构妈咪、女家长和福利母亲概念的基础。把以上三种形象连系起来就是黑人妇女性特征的共同主题。每种形象都传递了在女性性欲、繁殖与政治经济中黑人妇女角色之间存在适当关联的清晰信息。例如，作为惟一有些积极的形象，妈咪是一个去性化的个体。妈咪被典型地描述成超重、黝黑、带有非洲人特征，简明地说，被描述为不适合作为白种男性的性伴侣。她是非性的，因此可自由充当并非由自己性生育的孩子的替代性母亲。妈咪代表了欧洲男权思想中所具有的在性生活与母亲之间存在分离的最清晰例子。相反，女家长和福利母亲都是有性的人。但是她们的性行为是与他们的人口繁殖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构成了她们是消极形象的基本原因。女家长代表了性侵略的女人，她阉割了黑人男性，因为她不允许他们承担黑人男性家长的角色。她拒绝被动，从而被诬蔑。类似地，福利母亲代表了道德低下和无法控制性行为的女人，而这些因素被确定为其贫穷状态的原因。在两种情况中，黑人女性对于性行为和人口繁殖的控制都被作为与白种男性精英利益相对的东西概念化 。
综上所述，这四种黑人妇道的流行解释构成了白种男性精英关于黑人女性性行为和人口繁殖的解释性联结。进一步来说，通过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的体系相啮合，它们为种族压迫、性别顺从政治和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有效的意识形态辩护。
（摘自佩特里亚·希尔·科林斯：《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授权政治》，纽约1991年版，第70-78页。版权保留。）
译者：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 刘春英
校对者：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高春常
资料来源：史海踏浪http://seasurfing.blogspot.com/
谢里尔·吉尔克斯断言：“奴隶制深深扎根于白种美国人思想深处，黑人妇女是作为‘妈咪’、‘坏的黑人妇女’的形象从中出现的”（1983，294）。奴隶时期这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滋生了四种内部互相关联、社会建构的黑人妇女操纵性形象，而每一种形象都在维护黑人妇女的从属地位上反映了主流集团的利益。鉴于无论黑人妇女还是白人妇女都对奴隶制的延续非常重要，这种盛行的思想体系在掩盖涉及所有妇女的社会关系矛盾方面起了作用。按照真正的妇道崇拜，“真正的”妇女要持有四种主要美德：虔敬、纯洁、顺从和专心家务。白人妇女精英和正在出现的中产阶层都被鼓励遵从这些美德。非裔美国妇女遇到了一组不同的操纵形象。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的性观念“通过平衡妇道和为母之道这两种相反的解说来确认两类妇女不同的物质环境，而彼此都是对方存在的基础”（卡拜1987，25）。
适用于非裔美国人的第一种操纵的形象是妈咪——忠诚、顺从的家庭奴仆。创造出来以证明对于家庭奴隶的经济剥削是正当的，并支持解释黑人妇女长期限定于家庭服务，妈咪形象代表着一种准则，用于评价所有黑人妇女的行为。通过更关爱、养育和照看白人孩子及其“家庭”，妈咪象征着主流群体对于黑人女性与白种男性精英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尽管她可能受到喜爱，可能在她服务的白人“家庭”中行使相当大的权威，但是妈咪仍明白她作为恭顺的仆人的“位置”。她已经接受了这种从属地位。
通过挑战传统的黑人家庭女仆观，黑人妇女知识分子已在极力地解构非裔美国妇女作为满意的妈咪影像（迪尔1980,1988；克拉克—刘易斯1985；罗林斯1985）。文学批评家特鲁迪尔·哈里斯的卷宗《从妈咪到斗士：黑种美国人文化中的家庭奴仆》调查了文学中其他人对黑人妇女的描述与他们自身描述的显著不同。在关于黑人妇女领导者所面对困难的著作中，里塔夫·杜马(1980)描述了黑人女性行政人员是如何被视为妈咪的做法所牵制；如果她们表现的不热情或没有做好哺养的准备，就会遭到惩罚。尽管有这些著作，妈咪形象依旧存在于学术和民间文化中。奥德丽·洛德就一次购物行程的叙述为它的顽强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1967年……我在一个超市中用购物车推着我两岁的女儿，一个坐在她妈妈购物车中的白种小女孩经过时兴奋得喊道,‘哦，妈妈快看，一个小不点女仆！’”
妈咪形象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具有中心性的作用。鉴于控制非裔美国人家庭生活的努力需要使种族压迫的象征结构永久化，妈咪形象是重要的，因为它旨在改变黑人妇女作为母亲的行为。作为极为熟悉黑人通融所需技能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成员，黑人妇女被鼓励把这些顺从行为传承给她们自己的孩子，其中很多被迫在妈咪角色中展示出来。通过告诫黑人儿童在白人权力结构中的指定位置，那些使妈咪形象内在化的黑人妇女潜在地成为使种族压迫永久性的有效管道。另外，雇佣妈咪加固了白人妇女雇佣者的种族优越性，被当作白种男性精英权力的源泉而把她们与他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罗林斯1985）。
妈咪形象还在维持性别压迫上具有象征性功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巴巴拉·克里斯琴认为，黑人妇道形象在西方文化的恐惧方面起着储水池一样的作用，“一个对于基本上属于清教徒社会所不能面对的女性功能的垃圾倾倒场”（1985,2）。对比于通过真正的妇道崇拜所传播的白种妇女形象，充当他者的妈咪形象象征了对立性的区别，如精神与肉体、文化与自然，而这些区别被认为可以从他人中区分黑人妇女。克里斯琴这样评论妈咪的性别重要性：“妈咪所有的作用几乎明显地都是身体性的。她们所涉及的身体既美感又让人胆战心惊，美国南部的白人对妇女的这些部分感到极其恐惧。在她的奴隶位置上是无害的，由于其所有给定的本性而失去了威胁能力，这样妈咪作为形象才是必要的，即一种抑制对身体性女性产生恐惧的替代品”（1985,2）。妈咪形象支撑真正的妇道崇拜意识形态，在此之中性和繁殖能力已被切割出去。“好的”白人母亲被期望与女性性爱无关，只是专心于她们后代的道德发展。相反，妈咪形象是一种非性化的妇女，一种把毕生都献给白人家庭发展的黑面孔替代性母亲。
不管她们如何受到白人“家庭”的喜爱，黑人妇女的家务劳动者仍很艰苦，因为他们受到经济剥削。在重建后的二战后经济中，非裔美国妇女从私人家庭服务到有较低薪服务业的工作转变制造了可比较的经济剥削。让黑人妇女劳动离开非裔美国人家庭并进而剥削她们，剥夺了黑人大家庭单位获得体面的工资、或是黑人妇女在家庭中充当无薪劳力的好处。此外，许多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白人家庭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因为他们长期使用廉价的黑人妇女作为劳力资源（罗林斯1985；拜尔利1986）。妈咪形象是为掩盖社会阶级的经济剥削而设计的。
为了寻求经济生存，非裔美国人可能会在有报酬的工作中扮演妈咪角色。但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内部，这样的女人却教导她们自己的孩子截然不同的东西。邦尼·桑顿·迪尔关于黑人家务中幼儿抚育模式的著作表明(1980)，当其研究中的参与者在工作中表现出顺从行为时，她们会阻止孩子们相信她们应当服从白人，并鼓励她们的孩子避免做家务劳动。巴巴拉·克里斯琴对黑人奴隶叙述中妈咪的分析揭示出，“与南部白人关于妈咪的形象不同，她阴险狡诈，倾向于毒害主人，根本不满足于她的命运”（1985，5）。
妈咪形象不能控制黑人妇女身为母亲的行为，这种事实与第二种操纵的黑人妇道形象的产生息息相关。虽然是更近的现象，但黑人女家长的形象在解释黑人妇女所在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中的位置方面发挥了类似的功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学者如威廉·杜波伊斯(1969)和弗兰克林·弗雷泽(1948)描述了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女家长的高比率与妇女在黑人家庭网络中的重要性以及维持黑人贫穷之间的关系。然而，并不是学者所认为的黑人家庭中黑人妇女的中心性构成了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原因。二人都能见证所谓的女家长家庭是种族压迫和贫穷的一个结果。在杜波伊斯和弗雷泽写作的时候，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压迫是如此全面，以至于没有女家长形象，控制仍得以维持。但是在这些早期的黑人学者著作中原本沉默的主题，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对非裔美国人来说重要的政治、经济活跃期，变成了羽毛丰满的种族化形象。种族化涉及把种族意义加诸先前未分种族的关系、社会实践或集团（奥米和怀南特1986）。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女家长家庭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地位是较高的，但是把女家长种族化为黑人贫穷的一个因果特征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而且，“把黑人妇女的公开刻画为不属于女流的、阉割性的女家长，恰恰与女权运动对美国家长制提出公开批评处于同一时期”（吉尔克斯1983，296）。
当妈咪在白人家庭中成为黑人母亲的典型化身份时，在黑人家庭中女家长则象征着母亲的身份。正如妈咪代表了“好的”黑人母亲，女家长则象征了“坏的”黑人母亲。现在的黑人女家长主题强调，非裔美国人母亲没有履行她们传统的“女人该做的”义务（莫因汉1965）。因长久离家，这些打工妈妈显得不能恰当地监管孩子，也是孩子学校教育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作为过于咄咄逼人、没有女人气的女性，黑人女家长据称阉割了她们的情人和丈夫。可以理解的是，这些男人要么放弃了他们的伴侣，要么拒绝与他们的孩子母亲结婚。从一个白种男性精英的角度来看，女家长事实上就是一个失败的妈咪，一种负面的耻辱，可应用到那些敢于违背顺从、努力工作的仆人形象的非裔美国妇女身上。
研究非裔美国人家庭中妇女角色的黑人妇女学者发现存在为数不多的女家长，妈咪甚至更少（黑尔1980; 迈尔斯1980; 苏达卡萨1981; 迪尔1988）。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把非裔美国人母亲描绘成在不利条件下表现出巨大力量的复杂个体。在由一位黑人妇女写作、并在百老汇上演的第一场剧本《阳光下葡萄干》中，洛兰·汉斯贝里(1959)调查了寡妇莉娜·扬格如何奋斗、为她的家庭购置居所而实现了梦想。在《棕色女孩，褐色砂石》中，小说家葆拉·马歇尔(1959)介绍了博伊斯夫人这位黑人母亲如何协调她的丈夫、女儿、社区中的女人以及家庭外必做工作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的。安·艾伦·肖克利的《爱她》（1974）描述了在恐惧同性恋的社区中，一位同性恋母亲顶着养育孩子的压力、试图平衡自我实现需要的斗争。像这些虚构作品，对于黑人单身母亲的黑人妇女学术作品也对女家长论题提出了挑战（拉德讷1972; 麦克雷1980; 洛德1984;麦卡杜1985; 布鲁尔1988）。
像妈咪一样，女家长形象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有重要作用。把非裔美国人妇女描绘成女家长，使得主流群体得以谴责黑人妇女在黑人孩子成败上的作用。认定黑人贫困经家庭价值传播得以代际延续，一种白种男性精英观点暗示，黑人孩子缺乏据称在白人中产阶级孩子身上已经滥用的关注和照管，而这种缺乏会严重延误黑人孩子的成就。这种观点从涉及黑人母亲和孩子的政治、经济不平等转移了注意力，并暗示如果他或她在家庭中得到良好的价值观，任何人都能从贫困中奋起。那些依然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欺骗而受到谴责。以黑人妇女作为母亲的表现解释黑人的经济依附，从而把性别意识形态与阶级依附的解释联结起来。
女家长失败的根源是她不能展现出适当的性行为。二战以后，日益增多的白人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她们的生育，并普遍地挑战了他们在白人家长制中被禁止的角色。在那时，黑人女家长形象作为无论对黑人妇女还是白人妇女来说的一个强有力象征出现了；这个象征是，如果白人男性家长权威受到挑战，可能会怎样误入歧途。盛气凌人的、武断的女人们受到了惩罚——她们被男人抛弃，最后一贫如洗，并被打上没有女人味的烙印。
女家长形象也支持种族压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暗中利用非裔美国社区中的性别关系作为衡量黑人文化缺陷的公认尺度。例如莫因汉报告（1965）宣称，由于为男性和女性创造的是颠倒性角色，奴隶制破坏了黑人家庭。黑人家庭结构被看作是不正常的，因其挑战了为理想“家庭”的建构提供支援的男性家长假定。而且，黑人男性家长的缺失被当作黑人文化低劣的证据（科林斯1989）。黑人妇女不能符合真正的妇道崇拜，被识别为黑人文化缺乏的基本来源之一。谢里尔·吉尔克斯断定女家长形象是作为一种反意识形态出现的，针对的是由那些面对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连锁体系的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所做出的努力：“危险的黑人妇女、同时也是离经叛道的阉割化母亲形象在黑人解放斗争的关键时期分化了黑人社区，并在妇女历史的关键时期在黑人和白人母亲间制造了更大的鸿沟（1983，297）。
概而言之，妈咪和女家长的形象都把非裔美国妇女置于一个难以立足的位置。对于在家庭工作的黑人妇女工作者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或实质性情感付出的职位来说，成为理想的妈咪意味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丈夫和孩子身上转移了。当黑人男性发觉找一份稳定工作很难时得到雇佣，这将把非裔美国妇女暴露在这样的指控之中，即通过拒绝做顺从的、依附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黑人妇女阉割了黑人男性。此外，黑人妇女对黑人家庭福利的财政贡献也被用作支持女家长论题的论据（莫因汉1965）。许多黑人妇女是她们家庭的惟一支柱，把这些妇女打上“女家长”的标签削弱了她们的自信和抵抗压迫的能力。本质上，必须工作的非裔美国妇女被打上妈咪的标签，然后再被诬蔑为在自家充当强有力的角色的女家长。
第三种关于黑人妇道的外在界定的操纵形象是福利母亲，看起来与黑人妇女日益依靠二战后的福利国家相关。从本质上来说，作为一种更新了的奴隶制时期所产生的育种妇女版本，这一形象为寻求控制黑人妇女的生育以满足一种变化的政治经济需要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辩护。
奴隶制时期育种妇女形象把黑人妇女描绘得比白人妇女更适合养育孩子。通过断言黑人妇女生孩子跟动物一样容易，这种把黑人妇女作为他者的对象化为干预受奴役的非洲人的生殖权利提供了正当理由。奴隶主们要被奴役的非洲人“繁殖”，因为每个出生的奴隶儿童都代表着一份有价值的财产、另一个劳动力单位；而如果是女的，则代表着出现更多奴隶的前景。外在界定的可操纵的育种妇女形象用于为奴隶主侵犯黑人妇女的生育决定权提供辩护（金1973；戴维斯1981）。
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已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以前历史阶段所不能享受的权利（富斯菲尔德和贝特1984; 威尔逊1987）。非裔美国人已经成功地从迅速扩张的福利国家那里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和经济保护，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依赖性子女家庭援助、失业救济、肯定性行动、选举权、反歧视立法和最低工资方面。尽管20世纪80年代存在共和党行政部门的持续反对，这些措施允许许多非裔美国人拒绝生存线标准、其父母和祖父母所接受的受剥削工作。工作出口、非技术化以及使用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都已被用来替换廉价、温顺的黑人劳力的损失（布雷弗曼1974; 戈登等人1982;纳什和费尔南德斯-凯利1983）。大批未受教育、失业的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但不能被强迫工作。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她们不再象征廉价劳动力，而是代表着对政治和经济稳定构成的代价高昂的威胁。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下控制黑人妇女的生育很重要。通过给那些并非白种中产阶级的妇女生育打上非必要性、乃至危险性的标签，福利母亲形象满足了这个功能。对这个操纵形象的进一步审视揭示出，它与妈咪、女家长的对应物分享一些重要的特征。像女家长一样，福利母亲被打上坏妈妈的标签。但与女家长不同，她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相反，她挑衅得还不够。当女家长的难以得到导致了孩子们可怜的社会化之时，福利母亲的易于接近则被认为是个问题。她被刻画成满足于无所事事、索取福利、逃避工作，并把不好的价值观传给后代。福利母亲形象代表了另外一种失败的妈咪，一种不愿成为“世界的骡子”的妈咪。
福利母亲形象为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的连锁体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通过谴责黑人福利母亲不能传授工作伦理，非裔美国人可在人种上被定格为懒惰。而且，福利母亲没有男性权威角色来扶助。因被典型刻画为未婚母亲，她违背了一项欧洲男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则，即她是个单身女人。因此，她的遭遇加固了占优势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而这种性别意识形态断定一个女人的真正价值和财政保障应通过它的异性恋婚姻来产生。最后，在二战后的政治经济中，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家庭被官方界定为贫穷人口。由于黑人贫穷水平如此高，支持黑人母亲和她们孩子的福利国家政策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创造福利母亲的可操纵形象并诬蔑她是自身贫困以及非裔美国人社区的原因，可从贫穷的结构性来源上转移视角，并责备受害人自己。福利母亲形象从而为主流群体的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以限制被认为生育了太多经济上没有收益孩童的黑人母亲的生育力（戴维斯1981）。
第四种操纵的形象是耶洗别[犹太亚哈王的残忍淫荡的王后——校者注]、妓女或性侵略的女人，这在白种男性精英关于黑人妇女形象的关联中是有决定性的，因为控制黑人妇女的性行为的努力位于黑人妇女压迫的心脏位置。耶洗别的形象起源于奴隶制时期，当时黑人妇女被描绘成朱厄尔·戈梅斯所说的“性侵略的湿保姆”（克拉克等人1983，99）。耶洗别的功能是把所有的黑人妇女都降格为性侵略女人的范畴，从而为由女黑奴所典型报告的白种男人普遍存在的性攻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戴维斯1981；胡克斯1981；D.怀特1985）。然而，耶洗别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如果女黑奴被描述为拥有过度的性欲，那么日益增长的人口繁殖应该是预期的结果。通过压制非裔美国妇女可能给与自己孩子的培养，而这种培养能巩固黑人家庭网络，也通过强迫黑人妇女在田间工作或养育白人儿童，奴隶主有效地把耶洗别和妈咪的操控形象与内在于这个制度的经济剥削联系起来。
第四种遭受性贬低的黑人妇女形象是白种男性精英建构妈咪、女家长和福利母亲概念的基础。把以上三种形象连系起来就是黑人妇女性特征的共同主题。每种形象都传递了在女性性欲、繁殖与政治经济中黑人妇女角色之间存在适当关联的清晰信息。例如，作为惟一有些积极的形象，妈咪是一个去性化的个体。妈咪被典型地描述成超重、黝黑、带有非洲人特征，简明地说，被描述为不适合作为白种男性的性伴侣。她是非性的，因此可自由充当并非由自己性生育的孩子的替代性母亲。妈咪代表了欧洲男权思想中所具有的在性生活与母亲之间存在分离的最清晰例子。相反，女家长和福利母亲都是有性的人。但是她们的性行为是与他们的人口繁殖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构成了她们是消极形象的基本原因。女家长代表了性侵略的女人，她阉割了黑人男性，因为她不允许他们承担黑人男性家长的角色。她拒绝被动，从而被诬蔑。类似地，福利母亲代表了道德低下和无法控制性行为的女人，而这些因素被确定为其贫穷状态的原因。在两种情况中，黑人女性对于性行为和人口繁殖的控制都被作为与白种男性精英利益相对的东西概念化 。
综上所述，这四种黑人妇道的流行解释构成了白种男性精英关于黑人女性性行为和人口繁殖的解释性联结。进一步来说，通过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的体系相啮合，它们为种族压迫、性别顺从政治和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有效的意识形态辩护。
（摘自佩特里亚·希尔·科林斯：《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授权政治》，纽约1991年版，第70-78页。版权保留。）
0 Comments: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