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海踏浪
资料来源：http://seasurfin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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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权?简言之，人权是人身自由和其它政治权利的总称。“人权”这个概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它是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的涵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内容不断的变化，并因阶级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
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在原始社会初期，人并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人只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意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与自然斗争的进一步展开，人才逐渐地将自己与自然界分开，但人对自己的认识仍十分直观。至到奴隶社会，对自己的认识才深刻化。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戈拉曾提出这样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尼》一剧写出对人的颂词：“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像人微妙的却很难找”。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和芝诺也都论述过人性问题，伊壁鸠鲁说：“人类的本性也只是接受环境的教训，被迫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1]这些言论，反映了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入，还不能说就是人权意识。
现代意义上争取人权的斗争，最初起源于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当原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镇压下坚韧成长之时，当它在强调以内在信仰超脱于外在压迫之时，实质上就宣布在自己经验的范围内，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意识并没有演化成明确的信仰自由意识。历史的奇怪逻辑是，这种信仰的普及化却造成了精神上的专制。
但在中世纪末，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孕育出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封建的人身依附、思想上的蒙昧主义，无论在劳动力，还是在市场和精神气质方面都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资产阶级的先驱们冲破神学的迷雾，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开始加强对人本身的认识，“人们转而面向古人的作品。……在其中人的兴趣和行为都受到了认许，而与神圣的东西对立起来；但是它们都是神圣的东西在精神的现实中。因为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东西，这一点就使得人们对于人，也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人，发生了兴趣。”[2]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先驱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是人文主义(Humanitas)。尽管当时还未明确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人文主义大师的笔下，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初步轮廓已初步勾画出来。人文主义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权意识，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世俗性，在于它肯定“人”，强调人性和人权。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个性解放、爱情至上对抗禁欲主义，以平等博爱对抗封建的等级压迫，使葡伏在神灵脚下的凡人站了起来，人的尊严被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所能认识和能承受的高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抬到了世界的中心地位。他们关于肯定人、尊重人、解放人、人有权追求自由、享受幸福的主张，在性质上属于人权意识的范畴，标志着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萌芽。
在文学方面，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等，都在其作品中形象地表达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人权意识。如16世纪法国人道主义者蒙台涅说过：“一个能够正确而真正地享受白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美的人”。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想—想你们的出身，你们生来不是过野兽生活的，而址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15世纪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借戏中主角哈姆雷特之门大赞人的伟大：“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艺术和绘画中，也无不浸透着人文主义者的人权观念，无论是宗教题材的圣母和天使，还是世俗题材的凡人形象、裸体造型或自然风景，都表达了人文主义大师们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生活权利的执着追求。比如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高雷琪奥画的《利达》。它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众神之王宙斯爱上了斯巴达王之妻利达，化身为天鹅去诱惑她。利达后来生厂两个蛋，每个蛋里生出一男一女，画面有棵大树，大树旁边是潺潺小溪，一片柔和的绿荫引人入胜。利达坐在树旁，天鹅偎依着她，她陶醉在爱情的欢乐之中，一群少女在溪中游来游去，身材丰满，妩媚多姿，发出春天般的光彩，像太阳底下盛开的鲜花。这幅画题材虽然很古老，但描绘的中心是人，这些人大多是裸体的，有血有肉，体魄健美，表情欢快，充满了对现实的享乐的追求与向往。
在政治学方面，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马基雅维里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考察国家，不过不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的本性自私贪婪，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种共同的、永远不变的人性，它是自然赋予的，人的行为永远受这种自私情欲的支配，即使是地位再高亦如此。但是，人的欲望总是大于他获得的能力，人们对自己的现有获得并不满意，一些人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些人害怕他们现有的东西丧失掉，这样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之间的敌对和战争。他一再强调，人性决定了人们对财产的损失看得高于—切：“人们忘去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上的损失还来得快些。”人类的本性—般说来变化无常、虚伪、贪得无厌、忘恩负义，不论口头上如何表示友谊和牺牲，—到临危的时候，便溜之大古。与其它乐观的人文主义者相比，马基雅维里更接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可能科学地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性恶的基础卜，他认为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每个人自由地使用财产，保障个人的安全，否则，听任人性自然发展，便会导致战争。其《君主论》告诫君主，为了使自己的臣民—致和守信，为了使新兴的国家生存—卜去，对残酷之名不要介意。一些所谓美德，对国家安全、福利无益就不要去做；—些所谓恶行，对国家有利就要去做。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君主要善于运用阴谋诡计，“一位君主必须是狐狸，以便认出哪些是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使豺狼恐惧。”君主还应十分留神，口中不流露一句不是美德之词，使人看起来他好像是个十足信义、慈善和虔诚的人。马基雅弗里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君主可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最终还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特别是有利于统一国家，所以“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他的这种人权思想虽然粗糙，但已构成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基础。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宣传人权意识方面二者互相呼应，从宗教和世俗两个领域向封建枷锁展开进攻。宗教改革倡导信仰自由和教会民主，以宗教语言表达资产阶级对个人自由、平等和解放的人权思想，它使基督教本身最初所体现的信仰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显露出来，并因背后有资产阶级力量作后盾而使之更加明确。路德宣布“因信称义，不靠善功”，这无异于宣布信仰自由。“路德所说的最伟大的话，就是他宣布基督徒是自由的。”[4]路德把人置于“万物主宰”的位置，仅次于上帝甚至超越于上帝之上，因他认为，上帝也服从人的意志，创造万物是为了人和人类生活服务的。费尔巴哈说：“在旧教中，是人为了上帝，与此相反，在新教中，是上帝为了人。”[5]
加尔文不仅倡导“因信称义”的信仰自由原则，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用选举方式建立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原则，尽管他和路德一样都远远没有实现宗教宽容。在他本人在日内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便开始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专制。烧死塞维特斯，便是这个步骤的开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是向加尔文进行挑战，坚持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宽容的勇士。1554年，他以假名出版《论异端》一书，呼吁建立真正的宗教宽容，认为只有它才能将人类从野蛮主义拯救出来，“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他宣布：“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6]卡斯特利奥看到，那些当权的人，常常求助于一些宗教或哲学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他们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辩护的思想，他宣布：“在今天，当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被其它基督徒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呢?”④他的言论，表明资产阶级在宗教领域的人权意识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14—16世纪是资产阶级人权观的萌芽时期，那么17—18世纪启蒙时代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则是资产阶级人权观系统化和理论化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权学说不再是以反对神学的角度突出人的地位，而是以反对封建特权的角度突出人的地位，从而使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鲜明地体现于“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
“天赋人权”观念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和政治理论，最先是由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大声疾呼：“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现在他处处举着镣铐！”这是对封建制度的沉痛的控诉。为了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卢梭竭力美化自然人，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的黄金时代。在他看来，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污染过的人，是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的，才真正合乎人的本性。美化自然人是17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思想，所谓的自然法学派就是以这种思想立论的。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是荷兰的格老秀斯，其它代表性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思鸠、卢梭，美国的潘恩、杰斐逊等。格老秀斯把罗马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改造成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内容。按照这种观点，人的许多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这种权利表现的自然法，不需要任何人的许诺。这种观点被其它思想家接受。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任何人都没有自然权威凌驾于他的同类之上，人人平等，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由和平等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人的天赋权利。因此，维护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这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则充满暴力和战争，继承和发展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为了保障自然权利，人们便被迫让出部分自然权利，成立一个仲裁性的政治权威，建立于国家，但人们并没有让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在主权所属问题上，自然法学家分为主权在君和主权在民两大学派。前者比较保守，以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为代表，主张集权政治，拥护君主制，强调人民服从主权的人格承担者——君主。后者比较激进，以洛克和卢梭为代表，认为国家或政府只是主权的执行者，全部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的主权足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洛克、卢梭、潘恩、杰斐逊都赞成起义权和革命权，强调当国家和政府违背契约时，人民有权使用暴力，推翻它的专制。尤其是卢梭和潘恩，他们的人权学说包含有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
人权学说不仅出现在理论设想之中，它还被直接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并被确认于革命时期的政治文件之中。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7]熔铸欧美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革命权等人权学说的全部精华，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权学说也是法国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1791年的《人权宣言》的开始词句是这样的：“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在庄严的宣言之中”。[8]
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权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它并非是超阶级的人权观念，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发现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9]即资产阶级本身。它所说的人权表面上是一切人的权利，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私有财产是他们最根本的人权原则，其它权利都以此为转移，“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10]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权实质上成了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人权本身就是特权”。[11]社会的现实与冠晚堂皇的宪法词句有着极大的差距，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原则的虚伪性质。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1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36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3]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齐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第16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43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④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第145页，172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页。
[8]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7页，第14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7页，第14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
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在原始社会初期，人并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人只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意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与自然斗争的进一步展开，人才逐渐地将自己与自然界分开，但人对自己的认识仍十分直观。至到奴隶社会，对自己的认识才深刻化。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戈拉曾提出这样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尼》一剧写出对人的颂词：“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算少，像人微妙的却很难找”。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和芝诺也都论述过人性问题，伊壁鸠鲁说：“人类的本性也只是接受环境的教训，被迫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1]这些言论，反映了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入，还不能说就是人权意识。
现代意义上争取人权的斗争，最初起源于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当原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镇压下坚韧成长之时，当它在强调以内在信仰超脱于外在压迫之时，实质上就宣布在自己经验的范围内，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意识并没有演化成明确的信仰自由意识。历史的奇怪逻辑是，这种信仰的普及化却造成了精神上的专制。
但在中世纪末，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孕育出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封建的人身依附、思想上的蒙昧主义，无论在劳动力，还是在市场和精神气质方面都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资产阶级的先驱们冲破神学的迷雾，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开始加强对人本身的认识，“人们转而面向古人的作品。……在其中人的兴趣和行为都受到了认许，而与神圣的东西对立起来；但是它们都是神圣的东西在精神的现实中。因为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东西，这一点就使得人们对于人，也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人，发生了兴趣。”[2]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先驱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是人文主义(Humanitas)。尽管当时还未明确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人文主义大师的笔下，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初步轮廓已初步勾画出来。人文主义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权意识，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世俗性，在于它肯定“人”，强调人性和人权。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个性解放、爱情至上对抗禁欲主义，以平等博爱对抗封建的等级压迫，使葡伏在神灵脚下的凡人站了起来，人的尊严被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所能认识和能承受的高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抬到了世界的中心地位。他们关于肯定人、尊重人、解放人、人有权追求自由、享受幸福的主张，在性质上属于人权意识的范畴，标志着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萌芽。
在文学方面，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等，都在其作品中形象地表达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人权意识。如16世纪法国人道主义者蒙台涅说过：“一个能够正确而真正地享受白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美的人”。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想—想你们的出身，你们生来不是过野兽生活的，而址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15世纪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借戏中主角哈姆雷特之门大赞人的伟大：“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艺术和绘画中，也无不浸透着人文主义者的人权观念，无论是宗教题材的圣母和天使，还是世俗题材的凡人形象、裸体造型或自然风景，都表达了人文主义大师们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生活权利的执着追求。比如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高雷琪奥画的《利达》。它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众神之王宙斯爱上了斯巴达王之妻利达，化身为天鹅去诱惑她。利达后来生厂两个蛋，每个蛋里生出一男一女，画面有棵大树，大树旁边是潺潺小溪，一片柔和的绿荫引人入胜。利达坐在树旁，天鹅偎依着她，她陶醉在爱情的欢乐之中，一群少女在溪中游来游去，身材丰满，妩媚多姿，发出春天般的光彩，像太阳底下盛开的鲜花。这幅画题材虽然很古老，但描绘的中心是人，这些人大多是裸体的，有血有肉，体魄健美，表情欢快，充满了对现实的享乐的追求与向往。
在政治学方面，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马基雅维里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考察国家，不过不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的本性自私贪婪，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种共同的、永远不变的人性，它是自然赋予的，人的行为永远受这种自私情欲的支配，即使是地位再高亦如此。但是，人的欲望总是大于他获得的能力，人们对自己的现有获得并不满意，一些人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些人害怕他们现有的东西丧失掉，这样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之间的敌对和战争。他一再强调，人性决定了人们对财产的损失看得高于—切：“人们忘去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上的损失还来得快些。”人类的本性—般说来变化无常、虚伪、贪得无厌、忘恩负义，不论口头上如何表示友谊和牺牲，—到临危的时候，便溜之大古。与其它乐观的人文主义者相比，马基雅维里更接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可能科学地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人性恶的基础卜，他认为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每个人自由地使用财产，保障个人的安全，否则，听任人性自然发展，便会导致战争。其《君主论》告诫君主，为了使自己的臣民—致和守信，为了使新兴的国家生存—卜去，对残酷之名不要介意。一些所谓美德，对国家安全、福利无益就不要去做；—些所谓恶行，对国家有利就要去做。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君主要善于运用阴谋诡计，“一位君主必须是狐狸，以便认出哪些是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使豺狼恐惧。”君主还应十分留神，口中不流露一句不是美德之词，使人看起来他好像是个十足信义、慈善和虔诚的人。马基雅弗里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君主可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最终还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特别是有利于统一国家，所以“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他的这种人权思想虽然粗糙，但已构成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基础。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宣传人权意识方面二者互相呼应，从宗教和世俗两个领域向封建枷锁展开进攻。宗教改革倡导信仰自由和教会民主，以宗教语言表达资产阶级对个人自由、平等和解放的人权思想，它使基督教本身最初所体现的信仰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显露出来，并因背后有资产阶级力量作后盾而使之更加明确。路德宣布“因信称义，不靠善功”，这无异于宣布信仰自由。“路德所说的最伟大的话，就是他宣布基督徒是自由的。”[4]路德把人置于“万物主宰”的位置，仅次于上帝甚至超越于上帝之上，因他认为，上帝也服从人的意志，创造万物是为了人和人类生活服务的。费尔巴哈说：“在旧教中，是人为了上帝，与此相反，在新教中，是上帝为了人。”[5]
加尔文不仅倡导“因信称义”的信仰自由原则，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用选举方式建立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原则，尽管他和路德一样都远远没有实现宗教宽容。在他本人在日内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便开始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专制。烧死塞维特斯，便是这个步骤的开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是向加尔文进行挑战，坚持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宽容的勇士。1554年，他以假名出版《论异端》一书，呼吁建立真正的宗教宽容，认为只有它才能将人类从野蛮主义拯救出来，“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他宣布：“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6]卡斯特利奥看到，那些当权的人，常常求助于一些宗教或哲学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他们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辩护的思想，他宣布：“在今天，当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被其它基督徒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呢?”④他的言论，表明资产阶级在宗教领域的人权意识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14—16世纪是资产阶级人权观的萌芽时期，那么17—18世纪启蒙时代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则是资产阶级人权观系统化和理论化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权学说不再是以反对神学的角度突出人的地位，而是以反对封建特权的角度突出人的地位，从而使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鲜明地体现于“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
“天赋人权”观念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和政治理论，最先是由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大声疾呼：“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现在他处处举着镣铐！”这是对封建制度的沉痛的控诉。为了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卢梭竭力美化自然人，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的黄金时代。在他看来，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污染过的人，是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的，才真正合乎人的本性。美化自然人是17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思想，所谓的自然法学派就是以这种思想立论的。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是荷兰的格老秀斯，其它代表性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思鸠、卢梭，美国的潘恩、杰斐逊等。格老秀斯把罗马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改造成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内容。按照这种观点，人的许多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这种权利表现的自然法，不需要任何人的许诺。这种观点被其它思想家接受。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任何人都没有自然权威凌驾于他的同类之上，人人平等，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由和平等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人的天赋权利。因此，维护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这是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则充满暴力和战争，继承和发展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为了保障自然权利，人们便被迫让出部分自然权利，成立一个仲裁性的政治权威，建立于国家，但人们并没有让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在主权所属问题上，自然法学家分为主权在君和主权在民两大学派。前者比较保守，以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为代表，主张集权政治，拥护君主制，强调人民服从主权的人格承担者——君主。后者比较激进，以洛克和卢梭为代表，认为国家或政府只是主权的执行者，全部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的主权足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洛克、卢梭、潘恩、杰斐逊都赞成起义权和革命权，强调当国家和政府违背契约时，人民有权使用暴力，推翻它的专制。尤其是卢梭和潘恩，他们的人权学说包含有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
人权学说不仅出现在理论设想之中，它还被直接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并被确认于革命时期的政治文件之中。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7]熔铸欧美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革命权等人权学说的全部精华，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权学说也是法国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1791年的《人权宣言》的开始词句是这样的：“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在庄严的宣言之中”。[8]
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权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它并非是超阶级的人权观念，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发现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9]即资产阶级本身。它所说的人权表面上是一切人的权利，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私有财产是他们最根本的人权原则，其它权利都以此为转移，“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10]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人权实质上成了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人权本身就是特权”。[11]社会的现实与冠晚堂皇的宪法词句有着极大的差距，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原则的虚伪性质。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1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336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3]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齐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第16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43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④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第145页，172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页。
[8]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7页，第14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7页，第14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
（图为法国《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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