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海踏浪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伦理学家往往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人意志的绝对性和至上性，把群己关系对立起来，从人文主义学者到马基雅维里，从霍布斯到曼德维尔，都视人为感性的、自体的实体，把人性还原成物性，其结果必然否认道德教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也解释不了道德实践的复杂情况。17世纪末18世纪初，包括沙夫茨伯里在内的伦理思想家开始提出情感主义伦理观，对群己对立这一前提进行批判，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和同情心。
沙夫茨伯里(1671—1713年)是英国人，其祖父是著名的英国自由党领袖。他的伦理思想资料，主要保存于《人、习俗、舆论、时代的特征》一书。在这本书中，莎夫茨伯里分析了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情感。他认为支配人的情感有三类：“自我情感”，它引向对于个人的好处；“天然情感”，引向对公众的好处；“非天然情感”，凡不趋于公众或个人好处的情感。他把人性看成是多要素的综合体，善恶并存，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人皆有之；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公众情感”，所以把它称之为“天然情感”，在他看来，“人的这种趋于种族或同类的情感，对于他们自己说来，其正当与自然，一如动物或植物中任何器官、肢体之按照生长的已知的途径和规则的方式而活动。”[1]他认为，人的自我情感若是适度就无害于社会生活，也无碍于道德，但若达到极端，它们就变成懦弱、仇忌、贪婪、野心而置他人于不顾。所以他强调在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人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与和谐，对自我情感加以限制和节制。沙夫茨伯里认为，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情感是道德价值的主要标准，“任何人，只有在具有关心公众利益的意向的时候，只有在当他能获得关于道德上的好坏、赏责、正误思想或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他是有价值或道德的。”②但这也不意味着排斥个人的正当利益，“一个人如果轻忽自己，并且昧于危险，或者缺乏用以保持和维护他自己的任何热情至这种程度，从自然的安排和目的上说，这就确实要算作邪恶了。”③由于他强调道德情感确定善恶价值，所以在动机论上进一步强调行善首先要有良好的动机。他认为，所谓行善是来自自愿的良好动机，非外力所迫所诱而且不希望得到回报。为自己的快乐而行善，由于害怕惩罚而行善，希望得到报偿而行善，这算作什么行善呢?
沙夫茨伯里的伦理观，对于感性主义是一种纠偏，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对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等人影响甚大。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的社会活动家，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博学人才之一，在伦理学上，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不乏新意，在思想上独树一帜。他逐条地、系统地批驳了洛克关于人类没有天赋道德观念的观点，“道德科学……也和算术并无两样地是天赋的，因为它也同样依赖于圣灵所提供的推证。”意思是说，道德是人天生的本能所提供的，上帝给了人那些本能，这些道德原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所共有的。他举例说，人趋乐避苦是人的内在本能所决定的；但人的良心也是共同的、天赋的，这是由于人有一种自然本能，即对同类的爱，这种本能连动物也有，另外人还有一种“一般的社会本能”，这就叫博爱。莱布尼茨承认人也会做出不道德的乃至罪恶的事，但这并不等于人没有天赋的道德原则，而是由于人的坏习惯使得天赋道德变得模糊了，使人不做好事而做坏事。莱布尼茨的天赋道德思想，说明他对封建神学道德作了让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软弱性。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试图调和自爱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感性的功能使人追求快乐，追求物质利益，人的本性是自爱的。人人天生喜爱统治、财富和欢乐，都想奴役别人作别人的主人。人的自爱心不完全是坏的，它是人们联系的纽带，没有这种自爱心，社会就无法存在，也不能前进。同时，伏尔泰认为，人又有一种天生的怜悯心，使他爱他人，爱全人类。但这种对他人之爱是以自爱为基础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有他人存在，要爱自己就必须爱他人。这道出了他讲自爱、爱人的利已主义实质。当自爱心与爱人之心出现矛盾之时怎么办，伏尔泰说，没关系，人有一种天生就有的自然法则可以解决这个矛盾。自然法则是人的一种本能感情，任何人、任何时代都存在，且永远不变。它的主要内容“距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这样就能把自爱与爱人统—起来了。伏尔泰关于爱人的伦理思想，显然比沙夫茨伯里的“公众情感”境界要差得多，这反映出法国的道德理论在当时还只是起着启蒙的作用，比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要慢一拍。
爱尔兰人赫起逊(1694—1746年)追随并发展了沙夫茨伯里的伦理思想。他认为，人有无数的内在感官，如意识，它使每个人知觉到自己和心里产生的一切；美感，它使人分辨美丑；公益感，它喜欢别人幸福，厌恶别人痛苦；荣誉感，它喜欢荣誉，厌恶耻辱；道德感，它审辨善恶。其中，道德感是最重要的。赫起逊认为，道德感是个人与人类之间联系的“秘密纽带”，知觉快乐的感官只能引起对于个人善的企求，而凭道德感，我们可跨越时空，颂恶扬善，评价各色人种。道德感不以利益为基础，衡量一个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关键在于动机，看他是否是出于强烈的仁爱和博爱之心。如果是，即使效果不理想，也是善的；如果不是，即使歪打正道，也决非善，“一切事实上是十分有用的行为，假使它们并非出于对他人的和善的用心的话，这也没有道德之美的。如果一行为出于强烈的仁爱心，那么即使在和善上或促进公共利益上并未达到圆满成功，这也将和出自强烈仁爱心而能获得最大成功的行为一样令人可爱。”[2]当然，有的场合他又表现出兼顾动机和效果的倾向：“凡一切行为被认为出于这样的感情，对某些人为仁爱，同时又不危害于他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3]可见，赫起逊的道德价值主要在于情感，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情感主要是利他性质的。在道德动机的考察中，赫起逊还注重分析了爱的情感问题，即自爱与仁爱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他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一切人既有自爱之心，也有十二爱之心，”这是对沙夫茨伯里人性综合体思想的直接继承。仁爱与自爱可以联合起来激发一个人产生同—个行为，也可以各不相干，或者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反对。他不排斥自爱是道德行为的动机，但更强调仁爱在行为动机中的道德意义，认为仁爱是“社会道德中一切公认的优点的基础，”②“一想到仁爱，就是想到无利害计较和为他人之善着想的”，③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乐于别人之善的，不能称之为仁爱。他认为，越是使他人幸福，幸福的人越多，仁爱行为的道德价值就越大，“凡产生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④他为此列出了5条用来计算道德量大小的公式，其中有两方面突出的思想，一是在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并没有抹煞个人利益。从自爱的动机出发，也有一定的道德价值，在一定界限内，对于促进全体的幸福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二是把能力引入道德汁算，但只要有仁爱之心，也会成为善人，或许德性程度还不低。
赫起逊的伦理思想在西方伦理文化史上有深远影响，功利主义的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德性计算，就来自赫起逊。亚当·斯密和大卫·休漠也从他那里汲取了营养。但他把道德感看成是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限制与影响的抽象物和特殊官能，受到后人的批评。
人的道德产生于情感，同情心从爱己走向爱人，这就是所谓同情说的道德理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受赫起逊影响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
休谟(1711—1776年)，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人性论》是其代表作。休谟否认道德判断来自理性，他有句名言：“理性是情感的奴隶”，[4]理性在于判断真伪，只有情感才是判断善恶的根据。情感的主要内容是自私和同情。他认为，“自私和人性不可分离，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②对他人的爱只是自爱的扩充和延伸。但是，人心中又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东西，叫同情感，“同情是人性中的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它是人性中能够引起同样情感、同等情绪的能力。同情使人的心灵产生一种联想，会把别人的痛苦想象为自己的痛苦，把别人的快乐想象成自己的快乐，像一条琴弦的拨动传感到其它琴弦上一样。它是如此普遍，以致扩展到全人类，甚至最遥远的人的行为也成为道德上赞成或反对的对象。休谟的同情说，目的是为了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环境的产物，有阶级调和色彩。他的同情说，超越阶级差别，在抽象的意义上谈同情，客观上起着抹煞阶级对立的作用。
斯密(1723一17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在伦理思想上也有研究，代表作是《道德情操论》。斯密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怜悯心或同情心，它使人去关心别人的幸福或灾祸，即便别人的幸福对自己毫无好处，也会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斯密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别人所处的境地，而产生与别人一样的苦乐感觉。比如看到别人在受刑，如果设想自己也在受刑，就会体验到受刑者的痛苦；若是看到别人因幸福而兴高采烈，如果设想自己也是如此，就会产生同样快乐的感觉，这些感觉就叫情绪共鸣。根据同情说，斯密认为在道德上应以别人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应当关心和有利于他人，“正如‘像爱我们自己那样去爱我们的邻居’是基督教的伟大法则一样，伟大的自然法则是：像爱我们的邻居那样爱我们自己，或者用一种类似的说法：像我们的邻居能够爱我们那样爱我们自己。”[5]在这里，道德的善恶标准是自然法则，它是依据一个假设的公正的第三者的感情共鸣为标准，这个公正的假设的第三者，也可设想为一般人的感情共鸣。例如一个人无端去痛打另一个人，那么公正的第三者就会产生憎恨这种行为的情绪，这种行为就应评为恶。公正的第三者对某种行为，产生快乐情绪，那么这就是善。
像其它情感主义伦理观一样，斯密将人的同情之心，或者说仁爱、博爱之心永存于人类心灵之中，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道德只不过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存在之外的先验的、超阶级的东西，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将道德与人的社会性联系起来，对利己主义进行批判，也是一种进步。
[1] ②③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76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蓍选辑》上卷，第78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 ②③④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801页，第802页．第793页第807页，商务印节馆1987年版。
[4] ②休谟：《人性论》第6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7页。
[5] D．D·拉波希尔：《亚当·斯密》，第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沙夫茨伯里(1671—1713年)是英国人，其祖父是著名的英国自由党领袖。他的伦理思想资料，主要保存于《人、习俗、舆论、时代的特征》一书。在这本书中，莎夫茨伯里分析了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情感。他认为支配人的情感有三类：“自我情感”，它引向对于个人的好处；“天然情感”，引向对公众的好处；“非天然情感”，凡不趋于公众或个人好处的情感。他把人性看成是多要素的综合体，善恶并存，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人皆有之；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公众情感”，所以把它称之为“天然情感”，在他看来，“人的这种趋于种族或同类的情感，对于他们自己说来，其正当与自然，一如动物或植物中任何器官、肢体之按照生长的已知的途径和规则的方式而活动。”[1]他认为，人的自我情感若是适度就无害于社会生活，也无碍于道德，但若达到极端，它们就变成懦弱、仇忌、贪婪、野心而置他人于不顾。所以他强调在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人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与和谐，对自我情感加以限制和节制。沙夫茨伯里认为，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情感是道德价值的主要标准，“任何人，只有在具有关心公众利益的意向的时候，只有在当他能获得关于道德上的好坏、赏责、正误思想或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他是有价值或道德的。”②但这也不意味着排斥个人的正当利益，“一个人如果轻忽自己，并且昧于危险，或者缺乏用以保持和维护他自己的任何热情至这种程度，从自然的安排和目的上说，这就确实要算作邪恶了。”③由于他强调道德情感确定善恶价值，所以在动机论上进一步强调行善首先要有良好的动机。他认为，所谓行善是来自自愿的良好动机，非外力所迫所诱而且不希望得到回报。为自己的快乐而行善，由于害怕惩罚而行善，希望得到报偿而行善，这算作什么行善呢?
沙夫茨伯里的伦理观，对于感性主义是一种纠偏，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对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等人影响甚大。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的社会活动家，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博学人才之一，在伦理学上，他的《人类理智新论》不乏新意，在思想上独树一帜。他逐条地、系统地批驳了洛克关于人类没有天赋道德观念的观点，“道德科学……也和算术并无两样地是天赋的，因为它也同样依赖于圣灵所提供的推证。”意思是说，道德是人天生的本能所提供的，上帝给了人那些本能，这些道德原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所共有的。他举例说，人趋乐避苦是人的内在本能所决定的；但人的良心也是共同的、天赋的，这是由于人有一种自然本能，即对同类的爱，这种本能连动物也有，另外人还有一种“一般的社会本能”，这就叫博爱。莱布尼茨承认人也会做出不道德的乃至罪恶的事，但这并不等于人没有天赋的道德原则，而是由于人的坏习惯使得天赋道德变得模糊了，使人不做好事而做坏事。莱布尼茨的天赋道德思想，说明他对封建神学道德作了让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软弱性。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试图调和自爱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感性的功能使人追求快乐，追求物质利益，人的本性是自爱的。人人天生喜爱统治、财富和欢乐，都想奴役别人作别人的主人。人的自爱心不完全是坏的，它是人们联系的纽带，没有这种自爱心，社会就无法存在，也不能前进。同时，伏尔泰认为，人又有一种天生的怜悯心，使他爱他人，爱全人类。但这种对他人之爱是以自爱为基础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有他人存在，要爱自己就必须爱他人。这道出了他讲自爱、爱人的利已主义实质。当自爱心与爱人之心出现矛盾之时怎么办，伏尔泰说，没关系，人有一种天生就有的自然法则可以解决这个矛盾。自然法则是人的一种本能感情，任何人、任何时代都存在，且永远不变。它的主要内容“距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这样就能把自爱与爱人统—起来了。伏尔泰关于爱人的伦理思想，显然比沙夫茨伯里的“公众情感”境界要差得多，这反映出法国的道德理论在当时还只是起着启蒙的作用，比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要慢一拍。
爱尔兰人赫起逊(1694—1746年)追随并发展了沙夫茨伯里的伦理思想。他认为，人有无数的内在感官，如意识，它使每个人知觉到自己和心里产生的一切；美感，它使人分辨美丑；公益感，它喜欢别人幸福，厌恶别人痛苦；荣誉感，它喜欢荣誉，厌恶耻辱；道德感，它审辨善恶。其中，道德感是最重要的。赫起逊认为，道德感是个人与人类之间联系的“秘密纽带”，知觉快乐的感官只能引起对于个人善的企求，而凭道德感，我们可跨越时空，颂恶扬善，评价各色人种。道德感不以利益为基础，衡量一个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关键在于动机，看他是否是出于强烈的仁爱和博爱之心。如果是，即使效果不理想，也是善的；如果不是，即使歪打正道，也决非善，“一切事实上是十分有用的行为，假使它们并非出于对他人的和善的用心的话，这也没有道德之美的。如果一行为出于强烈的仁爱心，那么即使在和善上或促进公共利益上并未达到圆满成功，这也将和出自强烈仁爱心而能获得最大成功的行为一样令人可爱。”[2]当然，有的场合他又表现出兼顾动机和效果的倾向：“凡一切行为被认为出于这样的感情，对某些人为仁爱，同时又不危害于他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3]可见，赫起逊的道德价值主要在于情感，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情感主要是利他性质的。在道德动机的考察中，赫起逊还注重分析了爱的情感问题，即自爱与仁爱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他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一切人既有自爱之心，也有十二爱之心，”这是对沙夫茨伯里人性综合体思想的直接继承。仁爱与自爱可以联合起来激发一个人产生同—个行为，也可以各不相干，或者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反对。他不排斥自爱是道德行为的动机，但更强调仁爱在行为动机中的道德意义，认为仁爱是“社会道德中一切公认的优点的基础，”②“一想到仁爱，就是想到无利害计较和为他人之善着想的”，③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乐于别人之善的，不能称之为仁爱。他认为，越是使他人幸福，幸福的人越多，仁爱行为的道德价值就越大，“凡产生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④他为此列出了5条用来计算道德量大小的公式，其中有两方面突出的思想，一是在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并没有抹煞个人利益。从自爱的动机出发，也有一定的道德价值，在一定界限内，对于促进全体的幸福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二是把能力引入道德汁算，但只要有仁爱之心，也会成为善人，或许德性程度还不低。
赫起逊的伦理思想在西方伦理文化史上有深远影响，功利主义的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德性计算，就来自赫起逊。亚当·斯密和大卫·休漠也从他那里汲取了营养。但他把道德感看成是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限制与影响的抽象物和特殊官能，受到后人的批评。
人的道德产生于情感，同情心从爱己走向爱人，这就是所谓同情说的道德理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受赫起逊影响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
休谟(1711—1776年)，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人性论》是其代表作。休谟否认道德判断来自理性，他有句名言：“理性是情感的奴隶”，[4]理性在于判断真伪，只有情感才是判断善恶的根据。情感的主要内容是自私和同情。他认为，“自私和人性不可分离，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②对他人的爱只是自爱的扩充和延伸。但是，人心中又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东西，叫同情感，“同情是人性中的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则。”它是人性中能够引起同样情感、同等情绪的能力。同情使人的心灵产生一种联想，会把别人的痛苦想象为自己的痛苦，把别人的快乐想象成自己的快乐，像一条琴弦的拨动传感到其它琴弦上一样。它是如此普遍，以致扩展到全人类，甚至最遥远的人的行为也成为道德上赞成或反对的对象。休谟的同情说，目的是为了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环境的产物，有阶级调和色彩。他的同情说，超越阶级差别，在抽象的意义上谈同情，客观上起着抹煞阶级对立的作用。
斯密(1723一17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在伦理思想上也有研究，代表作是《道德情操论》。斯密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怜悯心或同情心，它使人去关心别人的幸福或灾祸，即便别人的幸福对自己毫无好处，也会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斯密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别人所处的境地，而产生与别人一样的苦乐感觉。比如看到别人在受刑，如果设想自己也在受刑，就会体验到受刑者的痛苦；若是看到别人因幸福而兴高采烈，如果设想自己也是如此，就会产生同样快乐的感觉，这些感觉就叫情绪共鸣。根据同情说，斯密认为在道德上应以别人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应当关心和有利于他人，“正如‘像爱我们自己那样去爱我们的邻居’是基督教的伟大法则一样，伟大的自然法则是：像爱我们的邻居那样爱我们自己，或者用一种类似的说法：像我们的邻居能够爱我们那样爱我们自己。”[5]在这里，道德的善恶标准是自然法则，它是依据一个假设的公正的第三者的感情共鸣为标准，这个公正的假设的第三者，也可设想为一般人的感情共鸣。例如一个人无端去痛打另一个人，那么公正的第三者就会产生憎恨这种行为的情绪，这种行为就应评为恶。公正的第三者对某种行为，产生快乐情绪，那么这就是善。
像其它情感主义伦理观一样，斯密将人的同情之心，或者说仁爱、博爱之心永存于人类心灵之中，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道德只不过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存在之外的先验的、超阶级的东西，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将道德与人的社会性联系起来，对利己主义进行批判，也是一种进步。
[1] ②③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76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蓍选辑》上卷，第78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 ②③④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801页，第802页．第793页第807页，商务印节馆1987年版。
[4] ②休谟：《人性论》第6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7页。
[5] D．D·拉波希尔：《亚当·斯密》，第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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