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袁劲东 2007/06/26 亚洲时报
6月20日和2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举行了“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华盛顿似乎更愿将此称作“高层对话”），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探讨。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是根据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达成的共识建立的。2005年8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旨在建立一个战略性的对话框架，以便双方能开诚布公地，探讨牵涉彼此利益或共同关心的话题。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已成为双方交换意见、协调政策的重要论坛。
虽然会谈内容还是保密，但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公报暗示，双方讨论了很多话题，如北韩与伊朗的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能源安全等。当然，台湾问题也是戴秉国与内格罗蓬特的探讨内容之一。涉及了如此多问题，既显示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也同时显示出它的复杂性。
很显然，北韩核问题，见证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密切合作。自2002年末以来，尽管双方在北韩核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战术与手段重点；但随着美国国务院在北韩解除核武器进程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布什政府也已逐渐接受了北京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和对平壤要有耐心的提议。6月21日，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助理国务卿希尔突然造访北韩。据报道称，他对访问感到非常满意。
伊朗核问题，可能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双方均不愿德黑兰掌握核武器，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有着孑然不同的观点。北京方面表示，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发挥主导作用，以保证和确认伊朗和平使用核技术；但华盛顿却怀疑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承诺，认为这不过是它研制核武器的幌子，因而应由国际社会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以防患于未然。
对美国而言，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为评价中国是否有力承担其国际责任提供了最好的试卷。西方社会常常指责道，中国在苏丹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令它在达尔富尔难民危机问题上投鼠忌器。中国政府否认了这种说法；最近，它还加快了外交斡旋，如4月派出苏丹问题特使前往喀土穆进行游说。此外，中国还向苏丹派出了工程兵部队，参与联合国在当地的维和任务。
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上，中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它们不但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国，也是能源消耗的大国。若能实现与美国的技术合作，从而使用上更清洁的煤炭，大力发展核能，将对中国带来不少益处。去年12月，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向后者购买4座核反应堆的协议。
相比之下，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则越来越小，至少公开场合是如此。2003年12月，布什当着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面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从此，“台独”总统陈水扁的“过激”动作，往往遭到了北京与华盛顿的一致警告，以免它影响双方在其它国际或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关系。
整体上讲，此次战略对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双方的认同与分歧，因而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和坦诚的。分歧，既有认识方面的，又有结构上的。要解决前一方面的分歧，就需要双方更多的对话，加强理解，消除误解；在这一点上，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都是不错的平台，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我们希望未来看到双方能在军事交流、透明度及危机处理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中美双方在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的性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自国际地位变化，已成为双方领导人最头痛的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就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将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这种挑战。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华盛顿至今没找到答案，它的政策也就在接触、逃避与遏制之间游离。美国的尴尬，恰恰反映出中国崛起的与众不同：它不像苏联在冷战中的那样崛起，而它是一个有着无限潜力的崛起大国，从长远来看势必将对构成美国最严峻的挑战。
其次，中国选择何种姿态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的国际形象，特别是美国对它的看法。北京方面一直表示，将遵循和平崛起的路线，恪守现有的国际规范。然而，随着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日益膨胀，民族主义也在悄然崛起。由于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有着领土纷争，坚持和平崛起路线，意味着中国要花不少工夫，博得周边国家的信赖。
最后，美中两国能否互为补充呢？换句话说，历史仍会重演吗？过去500年的国际关系，是一部大国崛起与陨落的编年史：战争与征服，贯穿了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这次能否打破历史的轮回呢？目前来说，华盛顿仍然掌握着关键，足以影响中国未来走向，以及如何维持、改变或调整现时的国际格局。编译：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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