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精神的世俗化蜕变

作者:王天方 伊斯兰人文学术

1 西方文明精神裂变后的命运纠结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在西方文明占据世界主流文明的今天，任何对人类文明历史的研究想要绕过西方的文明史论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无论就人类文明史研究的历史传统和对文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系统性，西方都已远远走在其它文明群体的前面，但是作为一种有着深层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的西方文明，今天它已蜕变为所谓现代文明的模本。这恰是西方文明在今天所面临的精神与物质层面的剥离与内在不断冲突的危机所在。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的文明史研究者就对这一危机感到深深的忧虑和绝望，他们力图通过对人类整体文明的研究、文明兴衰演变的过程，来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生路。这方面，应首推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

文明形态史观是将人类文明的历史当作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它会历经“春、夏、秋 冬”或“起源、成长、衰败、灭亡”的生命周期或阶段。通过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嬗变过程来揭示文明兴衰的本质之理。这方面，以施宾格勒与汤因比两人为西方文明形态史论代表。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是在施宾格勒的一些基本观点上展开和延续的。我们不拟对他们博大恢宏文明史的进行论述，仅引证他们关于文明与其最深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施宾格勒认为所有的人类文明，其内在结构分为文化灵魂和文化的形式语言的两个层面。文化灵魂是每个文明内在的特质与精神，它决定了文明的独特风格与历史形式。而文化的形式语言则是表达文化灵魂的具体方式，它包括诸如国家、政治、军事、宗教、哲学、建筑、艺术等等，甚至还包括该文明所处的自然形态，如森林、草原、河流、动物、植物等等。文化灵魂在本质上又属于某种神话传说或宗教信念。“对每个人来说，无论他属于哪种文化，其出现的要素就是某种内在的神话中的神祗”。【10】在汤因比哪里，所谓文明则被分为三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该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不但制约着一个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精神活动，而且从根本上满足了文明的经济、政治层面，甚至整个文明社会的活动。故此，“一种文明形态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11】

如果我们考察施宾格勒和汤因比两位历史学家理论产生的背景，恰如施宾格勒著作的标题所示，它揭示出----“西方的没落”。这种没落并非指其整体文明的衰败和不再强盛，而是指一种精神的活力已失去，最终剩下一个僵化的躯壳，按施宾格勒的说法就是，西方已由文化状态（活生生的生命力）蜕变为一种只具有僵化外壳的文明。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样，两者都强调了一个文明所具有的伟大生命力就是其信仰精神的实质体现。同时，他们也都将矛头指向自己所处的文明，对当时所谓的西欧历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衰落及其命运与前途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两者皆认为西方文明已濒临灭顶之灾。尤其汤因比，一直试图通过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为西方文明指出一条出路，在他认为，西方文明的衰败恰由于当时西方人所产生的信仰危机，这表现在他晚期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一直强调一个文明的衰败的根本原因是缘自该民族信仰的衰落或消失：“每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失去信仰时，他们的文明社会就会屈服来自内部的社会崩溃和来自外部的军事进攻，由于失信仰而崩溃的文明，将为新的文明------从别的宗教中获得生机的文明所代替”。【12】

同样,上世纪末美国著名政治研究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杂志上语破惊天,以期通过文明之间的冲突来为冷战后国际政局寻找一个适当的模式,以此来寻求和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文明和政治利益。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仍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划分文明的根本标志和归属单位，“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13】然而，亨廷顿的这种文明划分方式却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反对，恰与当代文明的冲突一书相对，德国政治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在其著作《文明的共存》一书中，对亨廷顿的这一观点给予立场鲜明的批判：“有趣的是，亨氏文化划分的基点竟是宗教信仰。鉴于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教会世俗化趋势，这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亨廷顿先生却将这种现代社会：‘无神论’趋势搁置一边，而把宗教基础看作是更为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这显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14】米勒认为，国际上所发生的一些政治或军事事件，所谓文明的价值体系的东西，无论伦理、宗教、社会还是意识形态，其本质上都得遵循现代化的和国家模式。因此，他在描述文明的概念时，强调它包括了：技术的发展水平、经济方式、政权体制、社会阶层的划分，法律制度以及价值体系各方面。这里，价值体系，即我们所说的精神信仰层面，被毫不客气的放在了与前者同行并列的毫不起眼的位置上。

显然,和施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人的文明整观论不同，在哈拉尔德·米勒的笔下，决定文明存亡的信仰精神和价值体系不再举足轻重，其衰亡趋势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也并非耸人听闻。相反，只要将它和一些破坏和阻碍性的因素合理地纳入到符合国家和经济、政治发展和利益的范围和走向上，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团结一致”，则世界未来的前景看来是“美好的”。“西方文明的结构和体制是如此牢固，因此，若想彻底打碎西方集团，那将是一个愚不可及、无法实现的妄想，必将导致作俑者的悲惨结局”。【15】人类的未来是否是文明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情况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挑战’、日本的威胁或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而是首先取决于我们——沐浴在民主、自由空气中的开放的西方多元文明社会”。【16】

在米勒的笔下，人类未来命运的坎坷与悲苦竟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领导下轻易地被化解和克服扭转。在他看来，宗教信仰只是今天的现代文明筛下去的人类过去的历史中陈旧落后的精神沉渣，它仿佛代表着一种幼稚和不觉醒的状态。文明的进步将会克服和超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文明尤其西方文明，仿佛是来自与汤因比等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源流，在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良性合理运作下，今天和未来它都会不断自我突破和整合，美好而令人憧憬地永远进步发展下去。这种欢呼西方现代文明已到达人类所能创造最好世界图景，同样表现在诸如弗朗西斯·福山和威廉·麦戈伊的观点中。

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17】在福山的笔下，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大事中不再发生了或者导致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18】在威廉·麦戈伊笔下，世界文明史作为五个纪元被划分开来，而决定文明模式的却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技术的引入”，【19】组成文明的关键内在要素－宗教信仰，在威廉·麦戈伊那里，并不是仅包括对一神或多神的崇拜，它还泛指一个社会的价值核心，但是“公众价值观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改变，这些变化中的价值观是特定时期主要社会制度的反映。”【20】因而，并不是像其他学者如汤因比所言，宗教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已停止，而是在“远离世界宗教的舞台的地方继续向前发展”。【21】就如同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不同的诸如明星等流行文化的崇拜一样。无怪乎在威廉·麦戈伊那里，人类文明的第四和第五纪元则是以电子通讯技术和电脑技术为文明的表现形式，在这两个纪元的文明当中，人类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来生活，他们的精神追求已从严肃气氛中解脱出来，并将兴趣转向大众娱乐和其所带来的生活享受当中。在《文明的五个纪元――以五个文明划分世界历史》一书最后，作者不无深远地说：“只要人类在延续，世界历史就不会终结。发展和斗争将是持续的主题。” 【22】

诸如上述施宾格勒、汤因比甚至包括亨廷顿从最深层面对西方文明所感到的深深忧虑从另一角度看却成为了一种不必的要甚至是多余的担心，因为文明的危机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他们所关注的那些本质和要素。这里，我们无意去突出和安排在两种西方文明精神论调之间的冲突论战，我们所要探寻的是在已成为世界主流的西方文明，在其最初的源流中，是否已埋下了其精神分裂和矛盾的种子。这恰恰成为剖析西方文明史剧烈嬗变结症的痉挛部分和阵痛点。

下面，有必要让我们在西方历史观念和文明精神源流这一更为深广的背景下作简单回顾。

2、西方史学观念与文化精神的双重质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了名为《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的文章，它敲响了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真实与连续性认识的丧钟。所谓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寻找的某种真实的意义的企图已宣告破产，历史就是文本叙述的历史，“现实并不存在，惟有语言才存在”（福柯）。这种极端的历史虚无论调让人感到既可怕又荒唐，难道历史真的幻如浮云流水？钻进一大堆文字理论中进行看似有理性的批判，而无视“真实的现实”，中间的落差确实让人感到西方历史的沧海桑田，但不容否认的是历史本质上却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会对自己存在至今的生命的连续性有什么怀疑，从而否认自己的一个个祖先一样。虽然，历史意义的抽象性和肉体的实在性不可同日而语，但谁能保证两者在历史的源头没有处在同一“真实”之中。如果历史，哪怕是任何一个阶段的真实，（如同有些历史学所指出的那样，二次世界大战史仅仅作为文本去解读的可怕性一样，）在时间的积累中最后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影子，它象蛇虫蜕剩的皮壳一样，那么，要么是我们的历史在某个转折点上确实出现了信任危机，要么就是我们为自己生命价值的自暴自弃和放荡无羁去做狡黠的辩护。显然，选择回头追溯的道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虽然其艰难不亚于证实了我们对历史意义的无可救药的否定。不管怎样，切身的真实意义的存在感受使人类仍有信心去重翻历史，相信其中的脉络仍可辨读。

关于西方历史，以其整体的历史观念的蜕变可分为四个阶段：

1古希腊——罗马历史观；2基督教神圣历史观；3启蒙运动的思辨历史观；4分析历史观至今。

希腊—罗马文化部分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由此推及，应该说，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要对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就整体的西方史观而言，尤其是古希腊的历史观念和犹太—基督宗教的信仰历史两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连续的整体。古希腊人一直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静态的轮回过程，他们完全溶进了包围着他们的自然世界之中。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人与神的世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本质划分，人是终死的神，神是不死的人。显然，只有等耶和华上帝的历史性切入，才揭开了西方人与自然相围的幔帐，真正推进了西方的历史的进程。

别尔嘉耶夫认为：“历史哲学应当在犹太教的历史中寻找，而不应当到‘希腊的’哲学中去寻找。” 【23】对于是犹太教的一个延续、扩展和变异的基督教而言，西方人的历史哲学理所当然地就从基督教在罗马世界鼎立之后开始了。

被称为中世纪的欧洲，其历史的意义与目的以基督教的启示型神圣文化为主导思想，它揭示了历史的神圣与终极意义和目的。这一时期，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完全建立在对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神圣的历史观念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历史是上帝神圣意志的全然体现；2、历史是天国与尘世相对立的冲突的历史，以前者的胜利为终结；3、人类的历史有其确定的开始点到结束期，从上帝创造人祖亚当直到世界最后一个人毁灭；4、历史是一个不断连续发展和目的性的历史。

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历史的论述和采用的模式，是以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为基础展开的，比如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就如此，正如Peter Day所言：“如果没有圣经，奥古斯丁就不能有自己的历史。” 【24】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打破神圣的历史观念，并将人从教会和《圣经》的双重权威枷锁中救出，从而使人以自己的主体身份去认识世界，科学与哲学上的双重革命，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奏响了人本和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序曲，从此，人类以新的统一性的理性眼光认识世界、瞻望未来，并批判过去。就历史学角度而言，从启蒙运动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时期，大体上被称为思辨历史哲学，它虽然分为不同的史论学派，但整体上都是在某一统一的原理和规律下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然而“企图在一大堆杂乱的历史事实背后，寻求出理性的原则，规律或意义”但却“导致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漏洞乃至混乱。” 【25】紧接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和血腥击碎了自信的理性主义美梦，致使分析历史哲学起来造反。

从思辩历史哲学到分析历史哲学的最大转变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思辩历史学是否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其本身的合理性就遭到质疑，于是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可能性就成为分析历史哲学所阐释的主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分析历史哲学那里，对历史学的反思最后竟演变成了对真实历史本身的抛弃，后现代文本史学的产生彻底放逐了被称为真实的历史的东西，于是就上演了一场从来没有历史的历史学闹剧。

当然，粗浅的勾勒西方历史观念在不同时期的特色，并不重要，对我们而言，关键是这一嬗变过程，是否有一个更深层的精神底线和脉络关系。

实际上，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观念，几乎构成了以后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思想的全部基础。希腊——罗马历史观念即使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体上基本不占主流。自文艺复兴后，人本主义的兴起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泛滥，我们总能发现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哲学中若即若离和忽隐忽现的身影。从历史的世界眼光、到历史的进步发展以及连续一贯的不变规律，抽去这些对历史的最基本意义与目的的阐释，西方的历史哲学直到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时代，仿佛只是在做不同角度和程度的、颇为详实的资料性剪贴和补缀工作。虽然，这些思想已或多或少地不再贴上基督宗教的标签，而更多地是以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以及文明史观等流派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对前者不同背叛后的支流和孽生，历史仍然被理解为一种线形发展和具有统一原理和规律的历史，它不可分割地属于基督神圣历史观念的一部分。但由于失去了绝对神圣和超越的前提，这种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历史哲学上演的恰是一场没有根基的混战。就象被摔碎的一块镜面，每一块不完整的碎片都在反射着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散乱光芒，同时彼此又映照着对方的残缺与破损。直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崩溃之前，西方的历史大家们一直在不同的看似成理的系统性理论中解说着各自的自信。然而神圣的光环在一圈圈地消失，与历史车轮的前进轨迹相对，此消彼长。历史仍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只不过上帝已让人类主宰了这个世界，科学的发明和创造已甩掉了上帝干预的命运之手，由上帝的绝对外显的意志到历史的内在绝对精神直到干瘪瘪的科学规律已预示着潜在的危机。

应该说分析历史哲学的出现应力挽狂澜，反思前代历史观念的失缺与不当，重扶西方史学上正路，但令人始料不及却反而加快了西方历史学的毁灭。现代的史学家们用语言的解剖刀解构了历史，他们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同样，在这样一种灾变的历史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命运也在劫难逃。从中世纪的神圣文化最终堕落为世俗文化。如果说西方的历史一直缠在基督教神圣历史观念的死结中，那么西方的文化仍要面临这一纠缠。

象大多数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是一个多种文明精神相合成的复合文明，只不过，这些相异精神在历史上一直没有真正的溶合，它并不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文明机体。众所周知，最初的基督教以神圣天启的面貌出现，但它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进入罗马帝国的国土上。作为一个天启伦理型宗教，基督教在初期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足文明，以后以希腊哲学作为工具武装并丰富了其神学思想，并在罗马自然法所组成的社会实体上建立了西方――基督教文明。

因此，信仰、理性、法治的三一体结构，就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构架。它们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一起，就在于中世纪神圣和神权文化、政治背景。当这一精神崩溃后，则西方文化是与这一种精神相对立的状况下分裂开来，从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直到今天，成为世俗性现代文明。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精神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主体精神，并在不同的时期遭受着来自各方面不同的挑战和侵袭。直到今天，反对者一直试图将基督教的神圣声音从各种公共领域和话语空间中压降到最低点，他们总是让它在一系列不光彩的过去中，告诫人们重蹈覆辙的危险，并向人们许诺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辉煌，虽然这种辉煌已黯然失色，危机四伏，但“明天总会更好”一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至于说那些更具深邃眼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命运舞台上因神圣的隐退后，没有主角上演后的可怕混乱。但是，不是这一主角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一主角本身并没有获取充分信任而无法重新登场。这就是前述为什么像汤因比、施宾格勒以及米勒、福山等人对西方文明的精神与未来有着如此大的反差论断。这里，所有问题的结症最终还是指向了那个既让人割舍不掉又无法接近的神圣精神中。但是，无论从历史观念的转变还是神圣文化的蜕变。总之，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世俗化从本质上已没有了神圣精神，世俗化已从根本上将神圣精神彻底地剜除，并毫无顾忌地将它远远地扔掉。

3： 基督教与西方的世俗化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 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文化的世俗化。至于世俗化的产生与背景则因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而有不同的解释与分析。在界定世俗化的概念时，有两点学者们大抵上无有异议，而在这两点上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一、是指人们用科学的世界观来代替之前的宗教信仰来认识世界，第二、认为宗教的权威和精神领域从人类的生活领域中一步步退缩，最终宗教生活沦为了一种私人化的活动。【26】

实际上，西方世俗化的理论已构成讨论西方文明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马克斯·韦伯对新宗教伦理的研究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只会在西方出现一样，世俗化独一无二地先从西方开始向世界漫延。正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所言：“要回答世俗化现象‘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这个问题，至少部分地要依靠观察它在现代西方的宗教传统中的根源。” 【27】对于基督教，首先其核心教义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论，在传统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眼中，已经背离了真正一神教的本质。在对上帝独一超绝的神圣性方面，它代表着一种退步。因为这种教义可能最终会含混上帝与人之间的本质界限，对超验性会作出很多世俗性的修改。另外，基督教上帝之国与世俗之国的对立性划分，使得作为上帝之国的化身教会就与社会截然地分为两个世界，如果两个世界能够维持一种平行则无大碍，否则，彼此就会分崩离析，神圣教会之外的社会就会迅速世俗化。通过这种分析，彼得·贝格尔最终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结论：“历史的嘲弄正在于宗教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中，从历史上说，基督教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这种说法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嘲弄”。【28】

正是基督教本身导致了西方的世俗化浪潮，因而无论今天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给出一个怎样的解救方案，这一方案的根本也只能在基督教与世俗化之间的精神纠结中寻找。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例如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等一系列的领域和学科中。尤其是西方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出现，是在神圣精神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城堡，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已沦陷的那些残垣断壁。至今它仍然是那些企图收复神圣失地者的最大威胁与障碍。

在过去的200年间，基督教的思想史正如詹姆斯·利文斯顿所说；“它遭到了它的整个历史中最为严重的思想上的攻击，尽管如此，它却以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作出了回答，今天，基督教发现自身处于一种主要是世俗性的环境之中，但它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29】但是，这种生命力如果表现在基督教的原则性妥协和退让，并使基督教义和精神化整为零，游离在世俗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外，可能这种生命力只能体现的是自己生命的象征存在。作为构成基督宗教本质信仰与教义――基督、圣经、教会，如果我们从使徒时代去追溯三者在今天西方基督教信仰中的严重异变和分歧，则不难发现诸如三位一体说、原罪论、圣经启示的无谬性，教会之外绝无拯救等原则性信仰教义，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令人尴尬。特别是梵二会议以后，面对世俗化的冲击，教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教义和宣教改革与应对之策，无论怎样，它都显示出教会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同时它历史性地表明了那些仍要顽固坚持自己的旧有信仰与价值理念的护教论者们的深深沮丧和无奈。正如彼得·贝格尔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力学的比喻所形象地描述那样：“当最后解除压力时，被压制的冲量具有冲掉房顶的威胁。当然，这些泵是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的召开而开始喷射的，古老的堤坝已经千疮百孔。并不是没有小男孩准备把中指伸进所有的洞眼中——保守主义者就愿意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现在，当所有家具似乎都要漂向大海时，他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说：‘我们早就说过会这样的。’” 【30】

对于伊斯兰而言，咆天的洪水并没有放过陌生而沉寂的远方沙漠地带，穆斯林并没有功夫和机遇坐在更高的山巅去注视已涌向他们的洪水，对他们而言，世俗化的连天恶浪给他们带来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灾难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