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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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优秀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于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1936－1938），成都中央陆军官校毕业（1940），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美国密执根大学历史系博士（1964）。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黄仁宇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读黄仁宇的书，给人一种站得高，看得远，大气度，大格局的感觉。尤其是他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给历史人物下论断，是开了史学新风的。他认为：“中国人写历史重褒贬，史家一定要把他笔下之人物，解释为至善与极恶，才算尽到了作史的宗旨。如康熙是圣明天子，万历是无道昏君。张学良是好人，蒋介石是坏人。这在旧时代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大致一成不变，才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同样办法要摆在今日，地覆天翻，乾坤颠倒，伦理道德的标准要重新创造重新修订的时候，不仅不恰当，而且有时迹近滑稽。……写历史与写个人传记不同，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人生方面成为对头，但是他们的工作在历史上的意义，却可以前后连贯。尤其从历史长远的眼光看去，必定前后连贯。要不然中国在1990年间，岂不和1920年间完全一模一样，或者甚至倒退回去？”
他在分析近代史和历史人物时，注重用辩证的、向前看的方法：“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并非主张摈弃道德不要，或者蔑视伦理。不过伦理道德是人间最高的权威，真理最后之环节，已经提出即无可争辩之余地，故事即只好就此结束，以狭义的道德写下来的历史势必将一段伟大的事迹，分裂为无数片断，读来时只有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于今邓小平又错。对以上个人公平与否不论，首先就否定了中国的历史。我已经提及我们以穿草鞋、吃狗肉、衣不蔽体的部队和强敌抗战八年，即算没有全凭自己的力量打倒日本，最低限度也将它拖垮，这不仅在中国历史里突出，世界历史里也难能找到类似的事迹，而这样情形不算，中共的土地改革，其范围之大、程度之彻底，超过隋唐之均田，也抹杀不计。而今台湾海峡彼此都尽力通商，10年20年之内，就使整个国家改观，从过去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地位，今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等国家。将这种种艰难困苦，先烈死难的情形统统忽视，而只记得起某些人发了国难财，某些人受得冤枉，那也真是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黄仁宇说完此番话后，总结道：“简略说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100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300年。”他还认为：“有了以上发展，我们可以放胆写出讲出，中国100多年来的长期革命旨在从旧式农业之体制进入新型的商业体制，使整个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

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韩非子同受业者有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赵高所构杀?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历史上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看得明白。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这个见解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就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
对于其“大历史”，黄仁宇还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空气。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当然，归纳和综合也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开阔的视野，从而言人所未言，实践了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大历史观，即宏观历史（macro-history）。大历史是不去研究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取谁的意见，交由谁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也不去进行武则天秽乱春宫的道德批判的，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洞悉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