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国兴衰规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

游博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西方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都试图探求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原因、结果以及既有霸权国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采取的策略。形成了权力转移论、霸权周期理论、世界体系论、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文明冲突论、大国兴衰论等数种理论。它们在不同的角色和范围内对霸权的兴衰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有局限性。[关键词] 权力；霸权；兴衰

一、有关大国兴衰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探求对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既有霸权国对新兴国家(有的直接针对中国)的挑战采取的策略，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其理论流派异彩纷呈。
(一),权力转移论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提出。奥根斯基观察国际政治的理论方法和立场，基本上承袭了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权力转移的根源，主要是国内工业化因素造成的，并认为非工业化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因先于其他地区实现了工业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也不是永久的，因而权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有一种情况，如果挑战者愿意继续遵守现存国际秩序，则和平调整是可能的，但是这非常困难。如果不可能，挑战者就会破坏现存秩序”[1](p126)，“如果一个处于权力上升的国家对其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意，它可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可能用它新近发展的军事力量”[1](p115)。但他坦言挑战者对其现存国际秩序满意度不好把握。他还分析因权力转移而导致战争其它四种因素，“首先是如果新兴国家能力太弱无法挑战既有大国，或者既有大国太强大，战争变得不可能。第二种因素是挑战者上升的速度，挑战者速度上升得越快，战争的可能性越大。第三因素是既有大国调整权力分配的灵活性。第四因素是在既有大国和挑战国之间的友谊程度”[1](p126-127)。如何保持西方国家的强大优势，奥根斯基提出的策略是对新兴国家进行遏制，方法有三：一是从一开始就打消敌国的工业企图，包括进行政治颠覆等等；二是通过贸易禁运、制裁和拒绝给予援助等手段拖延敌国的工业化进程；三是利诱，从各方面帮助该国的工业化努力，以换取感激与友好合作。但他旋即表示自己并不倾向第三种方式。
（二），霸权周期理论由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莫氏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权）模式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了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即一个周期相当于两个康德拉季耶夫波。每个周期都存有一个领导者，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各个周期都含有四个阶段，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30年。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2]。随着世界强国国力的衰落，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也会随之消失，这时全球体系就从世界强国阶段进入非正统化阶段。从历史上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的分散化阶段，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随之转入下一轮循环。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攫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3](p214-238)。事实上，这种霸权周期理论并不新鲜。早在本世纪初，麦金德爵士就明确指出，“国家间不平等的增长导致了每一百年爆发一场世界霸权战争”[4](p2)。
（三），世界体系论由伊曼纽尔•沃伦斯坦创立。沃氏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内部动力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中，探寻了霸权兴衰的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它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5](p45)沃氏提出一个国家的霸权周期分为四个阶段：霸权全胜期、霸权成熟期、霸权衰落期、霸权上升期。他把霸权周期与国际冲突结合起来，认为在霸权的全胜期和霸权的成熟期，国际体系稳定，而在霸权的衰落期和上升期，由于新的挑战国家不断涌现，国家间竞争激烈，大国冲突最多。
（四），霸权稳定论一词最初由罗伯特•基奥恩创造的[6](p103)。197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出版《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为该理论“奠定基础”。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相继予以补充完善。金氏对霸权兴衰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他认为，“单个国家作为霸权国，担负国际经济的‘公共成本’的局面无法维持很长时间”[7](p15)。吉氏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霸权必衰。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再次，吉氏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是在自主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开始兴起时，由于距离报酬递减水准很远，所以增长很快，大量投入不断刺激大量产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膨胀，规模经济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迅速增强。但是，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以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控制收益开始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这种控制所需要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开始变得高于边际收益。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发现，维持现状的成本增长要比维持现状所需的财政支持能力的增长上升得更快，维持现状变得日趋困难。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这个霸权国家支配地位的衰落”[8](p158-183)。最后，从对“免费搭车”的角度分析。“因为存在着‘免费乘车’行为，霸主国往往在长时期内为保持公共产品，而付出了远远超过它应当承担的费用。此外，因为霸主国的市场规模很大，其他国家可以异乎寻常地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从总的情况来看，霸主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而蒙受了经济损失”[6]p(106)。搭便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家感到沮丧，失去了向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和动力。吉氏还分析了既有霸权国面对新兴强国挑战的策略，“第一，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个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等”[8](p188-189)。后来，吉氏对此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多边领导”的设想。他认为，“国际经济性质的变化，已导致对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的需要”[6](p408)。
（五），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由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他主张，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冲突和战争。大国最佳的安全保障是用相对权力获得绝对安全，就是要努力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在分析大国兴衰的问题上，米氏乐观地认为，美国只有充当“离岸平衡手”角色，其霸权将永世长存。
如何应对崛起中的大国，是米氏关注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权都会受到这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9](P42)。不幸的是，米氏明确指出，美国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与之匹敌的对手正是崛起中的中国。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她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霸权，这是国家意志使然。他不无忧虑地认为，“美国是在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这种对华政策被误导了。”为此，他建议，“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还为时未晚”，“所有的对手包括美国，将包围中国，防止其扩张”[10(p542-544)。
（六），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他认为， “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氏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都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这将导致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亨氏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扰，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他认为，“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11](p259)。
（七），大国兴衰论由保罗•肯尼迪提出。他对自1500年来各大国兴衰的历史进行了探索，主要从国际环境角度分析了大国兴衰的原因。他认为，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同时，“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12](p624)。 保罗• 肯尼迪断言，美国已相对地衰落了，美国占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比重由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降到一个较为正常位置的早期阶段。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发展具有强权政治的含义。他含蓄地表达了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到那时，中国的邻国和大国就要考虑中国的军队了”[12](p558)。
二、初步评析。从上述七种理论流派中，可以初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霸权国走向衰落，新兴国家不断涌现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伴随霸权更替的过程，往往发生战争；三是霸权国应对新兴国家往往采取遏制策略。这些理论又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表现有二：第一，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于悲观，是一种机械的循环论述。即人类历史似乎在“霸权兴起—衰落—挑战—新霸权确立”中无限循环，而看不到发展和进步的趋势。即使循着它们的思路，历史也是进步的。16世纪的霸权国葡萄牙和20世纪的霸权国美国的霸权确立和维护手段明显不同，前者主要通过武力掠夺，后者通常表现为威慑和制度活力。如果再考虑国际体系的因素，这些区别更为明显，即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第二，这些理论论述只能解释某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特定环境中的行为，不具有普遍性。在上述各理论中，对于霸权兴衰更替的诱因，有的指出诱因存在于国内，有的强调是国际体系；有的偏重于经济力量，有的偏重于文化、军事力量等，不一而足。这种种解释警惕中国学者，一方面，正如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样，它们都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透露出“西方中心”的优越感，为西方大国请命。另一方面，历史在发展，国际政治也在不断进步，它是综合力量影响的结果。只强调某一因素只会造成对历史事实的曲解。对于上述理论的局限性，如权力转移论、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论、文明冲突论等很能说明问题，它们都属于现实主义理论流派，都表现出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分析问题角度的局限性。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权力大国，当中国国力增大，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决定了中国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构成对世界的威胁，因而对中国要加以遏制，这是从国际体系层次的角度分析国家行为。而实际上，对国家行为的分析，应该从国际体系层次、国家间互动层次以及国内层次上分析，一个国家的行为还要受到国家的性质、历史文化传统、国家领导人意图的影响，是历史的合力。江泽民就多次重申，“历史已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13](p531)。二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些理论是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服务的，具有“对策”研究的特性。它们把中国看成异类，认为一旦中国崛起，就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反映，是一种国家歧视。按此逻辑，难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永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才不会构成“威胁”？三是现实主义理论看待世界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按照现实主义理论，霸权的更替只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可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看来，“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14](p3)。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5](p2)。不是先验给定的事实，是国际体系成员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国家的互动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国际社会逐步由霍布斯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以和平和友谊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不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从这些理论中可以得出结论，“大国间以和平方式达到权力转移和平衡，通过谈判结成建设性合作伙伴，进而不再外在地表现为霸权的更替，新老大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和制度，来规范进行中的权力转换，在协调、合作而不是威慑、遏制的基础上建构全球秩序，以期避免安全竞争和军事抵抗，这将是一种超古典的国家权力平行转移”[16](p13)。
总之，中国学者总结学习西方有关霸权兴衰的理论，是为了避免踏进误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新理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外已有理论进行扬弃，进而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和平崛起的理论应重点解决如下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包括：中国能不能摆脱人类历史常规，走出自己特色的崛起之路；中国崛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中国崛起的资本是什么等。这也是今后学者努力探求的焦点。
参考文献：[1]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C].Cambridge: MIT Press.[2][美] 约瑟夫•奈 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J]. [美]大西洋月刊 1990,(3).[3] 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No.20,1978.[4]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World-Econom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6]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7] 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 [美]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M].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2001.[10]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12]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4] [美] 罗伯特•基欧汉主编.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16] 俞正梁.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