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及其余波

高春常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4期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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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为核心，美国学术界在北美黑人新教中非洲文化因素的保留性问题上基本存在着两种立场。赫斯科维茨强调非洲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而弗雷泽断言非洲信仰的失根；这一对立态度为此后的相关争论定下了基调。
关键词：北美黑人新教；非洲文化；赫斯科维茨；弗雷泽；学术争论。

在白人强势力量与非洲弱势地位的不利对比下，北美殖民地的黑人宗教特性问题向来是一个饶有趣味、同时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在文化接触过程中，非洲宗教因素是否已丧失殆尽？亦或相当程度上抵制了文化剥夺的力量，仍保持了坚韧的存在？对于北美黑人宗教特性的判定、特别是对于其中非洲文化因素的影响程度问题，大体说来，以“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为核心，美国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以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强调非洲传统的牢固性。在初版于1941年的《黑人历史的神话》一书中，作者力图打破关于黑人没有文化和历史的迷思。作者认为，西非黑人文化既非低劣或原始的，也非那么容易被所谓的白人高级文化一击而溃的。由于西非输奴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文化一致性区域，如语言主要是苏丹语和班图语，经济和社会特色主要是“耘锄农业”、“土地合作所有制”和“从夫居”等；[ ](P9)这种一致性特点使得黑奴的混合不致于成为一个“一般形式的非洲习俗、或者根本性的裁可与价值保留下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P50)在文化保留的程度方面，宗教的韧性最强，且有两个因素在整个同化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是黑白人口对比所决定了的白人同化力量的强度；一是在不同压力条件下黑人传统文化的开放度，而作者暗示“非洲思维方式阻碍了黑人的完全涵化”[ ](P376)。作者的结论是，荷属圭亚那所保留的非洲因素最强，英属北美虽然最弱，但仍相当可观，而学术研究的一个要务即如何发现美国文化中所潜藏的非洲因素，如浸礼、神灵附体、舞蹈等等。[2](P49,56,57)
以富兰克林•弗雷泽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则针锋相对，断言非洲文化在美国土壤上的失根：“由于浸淫于欧洲文化社区中达三个世纪之久，美国黑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的非洲文化。”[ ](P35)在1964年出版并汇集了此前相关演讲的《美国的黑人教会》一书中，作者认为，奴役过程所导致的社会组织解体以及“咸水”黑人的逐渐消失，几乎完全摧毁了奴隶自身的传统，而多种文化背景的奴隶在运输、出售过程中的混合以及美国奴隶的分布零散性加速了这一文化剥夺过程；结果是，白人的基督教不失时机地填补了这一文化真空。在18世纪末白人传教日渐加强的情况下，黑人逐渐皈依了这种外在的宗教；不过，奴隶大众中盛行的是“无形教会”，而自由黑人则以“体制化教会”为特色，直到内战后二者才合二为一，但在宗派方面其侧重仍有不同。作者强调：“我们的观点是，不是非洲文化或非洲宗教经历的残留、而是基督教提供了社会凝聚的基础。然后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奴隶的宗教，你必须研究，在一个缺乏社会凝聚和一种结构化社会生活的人民中，基督教在创造团结方面的影响。”[ ](P7)
随后“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持续发酵，余波震荡。50、60年代历史学家多倾向于后者，对黑人奴隶的文化继承性予以轻描淡写。例如，《特殊制度》一书的作者肯尼思•斯坦普认为，由于“奴隶丧失了其非洲遗产的主体，同时不许分享南方白人文化的最好部分”， 所以“在奴隶制下，黑人生存于一种文化空白之中”。[ ](P363,364)尽管“广泛存在着对符咒和精灵的信仰”，“但奴隶的迷信并非完全起源于非洲”；[6](P374,375)“本质上，奴隶的宗教与战前贫穷、文盲白人的有着惊人的相似”。[6](P377)
再如，斯坦利•埃尔金斯认为，北美奴隶制所构成的一种“封闭”体系，使得白人能够随意“幼儿化”那些远离祖先的文化、心灵处于“白板”状态的黑人奴隶，结果是黑人不仅在性格方面出现了“桑博”那样的典型，而且“很少族裔集团像这些从非洲转移到北美的黑人那样，彻底地、有效地脱钩于其先前的文化联系”，[ ](P94)宗教继承性自然也不例外。
迟至90年代，强调黑人文化失根的历史学家仍不乏其人。例如，在《在信仰的海洋中冲刷》一书中，乔恩•巴特勒认为：“在大陆殖民地，奴隶转向基督教”这一现象“位居一种本土性的奴隶世俗文化之后”，而1680年以后的奴隶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清楚表达了关于奴隶绝对服从的种植园主伦理”的白人新教、尤其是安立甘宗所塑造，并导致了“一种永远摧毁非洲宗教体系的非洲人灵性的燔祭”。[ ](P33,34)
但70年代以来的总体趋势是，历史学家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赫斯科维茨，否认黑人宗教只是对白人的简单模仿。例如尤金•吉诺维斯认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非洲宗教在北美早已解体，但诸如祖先崇拜和再生观念、对法术和土药神秘作用等传统信仰仍有迹可寻，并与其逐渐吸收的基督教信仰并行不悖；黑人对现世的赞美和原罪观念的缺乏，以及基督教“兄弟之爱”观念所赋予的对白人的制约性力量，协助奴隶抵制了“自我摧毁的趋势”，并化解了演变为“埃尔金斯的桑博模型”的危险；[ ](P247,282)种种事实使奴隶得以摆脱那种“悬吊于一种已丧失的非洲文化与一种被禁止的欧洲文化之间”的尴尬，并使其作为 “一个民族中的民族” 发展出“一种宗教中的宗教”。[9](P280-281)
再如，艾伯特•拉伯提欧运用对比南北美洲的研究方法，揭示出美国保留较少非洲因素的原因：除了人口的土生化速度不同外，“由于强调《圣经》宣讲、内在的皈依和感恩迹象的可靠叙述，美国福音新教对于同非洲神学和仪式的混合没有[天主教那样的]建设性”。[2](P87-92)不过，诸如神灵附体、法术和超自然干预等民间信仰以及表现宗教兴奋情绪的方式（如拍手、跺足、癫狂、问答式歌唱、节奏式祈祷、“圆圈呐喊舞”等等）都在奴隶宗教中变相地保存下来；[2](P59-74)与此同时，奴隶也有侧重地吸收了福音新教的某些观念，对社会正义和出埃及记等宗教训条产生了新理解，并坚信“像老以色列的孩子一样，他们幸免于埃及和出埃及，这种经历已将他们铸造成一个特别的、选定的人民”。[2](P251,311,320)作者暗示，这里诞生的是一种白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具有鲜明黑人特色的新宗教：“《圣经》定位确实是奴隶宗教的一个中心特征”。[2](P239)
尽管以赫斯科维茨的命题为出发点，但吉诺维斯和拉伯提欧的结论已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迹象；这点在米切尔•索贝尔和玛格丽特•克里尔那里也比较明显。
索贝尔认为，在北美大陆、特别是在南部殖民地，由于黑人往往比白人定居更早，人数更多，而同部落、甚至具有近亲关系的奴隶有可能共同生活，一种融合某些共同性的“准非洲世界观”在移民北美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来自白人的“陌生的、敌对的和强大的”世界观不断对这种“准非洲世界观”施加渗透性压力，使之支离化。但索贝尔强调，“关于上帝和人，当然还有围绕其主题的非洲观念仍保持完整”，并且“在浸礼宗信仰中，黑人发现了一种能够用来与他们的非洲价值相结合的神圣宇宙观”。[8](P28,29)
克里尔吸收了弗雷泽重视体制研究的优点，但观点则接近赫斯科维茨。她认为，在西非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文化圈”——巴孔果文化和上几内亚文化，而诸如“波罗”和“桑德”等秘密会社的盛行对西非文化的同质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中程和奴隶制没有摧毁这些秘密会社的事实，使得这两种文化在南卡罗来纳与白人文化相汇合，从而演化成新教的“古拉”版本。她认为其功能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上几内亚秘密会社的影响，而世界观主要来自巴孔果，尽管“在概念上通过基督教的术语来表达”。[8](P32)
在北美奴隶宗教的特性及其非洲文化继承性程度问题上，“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及其余波给人以良多思考。大体说来，该争议至少给予我们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关于非欧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强调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二者之间的融合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更占一种常态的位置。“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中的前者强调非欧文化的对等性质，意味着二者在新大陆上对话、相互渗透和借鉴的可能性，尽管二者力量的差异制造了某种不确定性。与此同时，非欧文化的共性可能比双方所想象的要大一些。 因此，在研究北美奴隶的宗教特性时，如何离析出其非欧不同的、共同的起源， 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二，“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的双方都认识到了非欧关系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不仅体现于经济强制和权力征服方面，也体现于文化霸权方面，而这些都对黑人文化的生存命运产生影响。比如，闵茨和普莱斯都注意到前两种因素所造成的年轻男性劳动人口结构对宗教文化产生了影响，[1](P3)而克洛维斯•塞姆斯认识到白人传教所体现的文化霸权及其对黑人文化同质化的影响。[5](P7,8,13,62)但是，无论权力优势或文化霸权都不意味着交流的单向性，弗雷泽及其追随者可能淡化了这一点；权力优势毕竟存在局限性，而白人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性一面（如《圣经》对灵性平等的坚持或《出埃及记》的反压迫含义）可以构成黑白文化接轨的平台。
第三，“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的双方（尤其是前者）都强调人口因素对文化生成或弱化的重要性，这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一个优点；历史的创造者毕竟是人这个主体。不过，尽管争议双方对南北美洲的人口对比着力较多，但北美大陆本身的人口区域性并没得到重视。近年来，菲利普•摩根的《奴隶对位曲》可以说是对北美早期奴隶文化进行区域对比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 ]笔者认为，除了摩根所重点研究的黑白人口比率较高的南卡罗来纳低地地区以及黑白人口比率较低的切萨皮克地区外，黑人人口稀少的东北部地区也应纳入北美奴隶宗教比较研究的视野；在这点上，艾拉•伯林的《烟消云散：北美奴隶制的头两个世纪》一书是个很好的补充。
最后，“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中的后者重视体制化社会生活的研究，以至一些学者得出了体制对于文化生存具有中心重要性的结论：“我们认为文化与表达它的体制化形式存在密切联系”。[1](P14)这样，辨析出奴隶宗教中存在哪些体制十分重要（如秘密会社）；但另一方面，非体制性的宗教生活也不能忽略（如“无形教会”），正如拉伯提欧所说：“奴隶的宗教经历决非仅仅存在于体制化教会的可见结构之中”。[2](P212)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