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

作者：于铁军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

冷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诸分支 现实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研究中占主导的理论流派（proach），⑴而且在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流派的理论交锋中现实主义通常也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但近些年来在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领域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最激烈、最具启发意义的论争却恰恰是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展开的。比如，同为现实主义者，在关于冷战后欧洲和平的前景问题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rea）的观点便迥然不同。前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多极格局的回归和欧洲各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重新开始；后者则认为冷战后的欧?quot;已为和平作好了准备"。⑵而对于为现实主义同盟作出重要贡献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来说，其"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所面对的最有力的批评也并不来自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而是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现实主义新锐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⑶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流派内部差异的认识一般来说还只停留在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分上，⑷事实表明，目前现实主义流派内部争论的复杂性单凭上述划分已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的变动刺激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及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辨论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严格说来，现实主义产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单个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其内部存在多个分支。对这些分支作深入的考察，理清究竟是哪些理论假设为各分支所共有，而又是哪些理论假设造成了各分支之间的差别，这方面的探讨既可以加深我们对至今依然是国际政治主流理论之一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现实主义各理念分支的的政策含义，这对于国际政治这样一门现实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实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近几年来，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原有划分的基础上，西方现实主义流派中渐渐凸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or aggressive 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三个分支，本文拟对此加以简要介绍和评价。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的一些共有的假设加以适当整理。

　　一、 现实主义的共同假设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到爱德华·卡尔、摩根索、马丁·怀特、沃尔弗斯和沃尔兹，各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从各个角度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作出了诸多精辟的论述。⑸当代现实主义者对这些论述加以归纳整理，提炼出一些被认为是构成现实主?quot;核心"的基本假设。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可以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但从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中却可以引申出一些可证明的理论，如势力均衡论和霸权稳定论等。人类主要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他所效忠的集团的一员的面目出现的，而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基本单位的集团之间则是彼此冲突的。从历史上来看，集团的基本表现形式曾出现过多种，如部落、城邦、帝国等，在现代世界，冲突集团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国家。②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行为主要受国家利益的驱使，这种利益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民族和领土方面的。尽管国家利益本身是变化的，其界定也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的首要任务。③力量和大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以无政府状态和利益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上，力量和大国关系将是国际事务乃至整个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现实主义者视军事力量为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也重视其他形式的力量，比如说经济力量的重要性。⑹

　　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在考察了诸多现实主义者关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论述之后得出了与吉尔平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所有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下列共识：首先，以国家为中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考察国际政治时，现实主义者一般来说更注重解释国家的行为，而对个人以及类似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这样的跨国行为体则不太重视。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生活的主要特点。在他们看来，由于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统一的权威来保证协议来付诸实施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各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它们的利益。现实主义者虽不否认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但认为它们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三，国家谋求自身安全或权力的最大化。第四，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应该主要从国际体系中去寻找。第五，国家在追求权力或安全时奉行工具理性政策，但理性并不总意着成功。由于并不是总能够获取必要的信息，并且即使是能够获得信息，也还能保证信息正确，所以国家可能会判断失误。第六，重视武力的作用。国家依靠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加强自身的，预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然丧失尚为时过早。⑺

　　现实主义理论有多种多样，但上述共同假设却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假设就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及其外部环境、行为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体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自身的行为原则等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直到今天，以上述假设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仍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纲领。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纲领，它更是一种政治或者说是世界观――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对人类自身的状况、道德进步以及建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的人类理性的能力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态度。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是人类集团与集团之间为获取安全、威望和权力而进行的一场持久的斗争。⑻

　　二、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分为传统（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两者的区别，简言之可归结为两点。首先，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　视为目的本身，对权力的追求植根于人性当中；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权力虽然重要，但却只是一种手段，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其次，传统现实主义重视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通过单元层次上的分析来解释国际政治后果，而结构现实主义者则主要从结构层次入手，认为国际政治后果主要应该从国际无状态和力量分布上来解释。⑼

　　近几年来，从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中又逐渐深化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分支。⑽之所以称其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分支，是因为两者均认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通常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两者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双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国家对此所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安全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⑾对这一派学者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内部差别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来自国际体系强大而直接的压力会使在中处境相似的国家采取相近的行动，而不论这些国家自身有何特色。要理解一国为什么会某一特定的行为，人们首先应该考察该国的相对力量和外部环境，因为这些因素将决定国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并不主张国家一味推行扩张政策（如果扩张得不偿失，那么理性的国家就不会去扩张），他们只是认为，国家问题为其安全而担忧，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以及国家间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国家总也不能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安全问题?quot;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积压物资一件事情：一个拥有力量的国家纟一个没有力量的国家要更安全。"⒀于是各国都把扩大自身的相对力量作为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这种认识使国家问题寻找一切机会来壮大自己，它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有某种明确的威胁它们必须加以面对，而更是因为它们要未雨绸缪，准备就会那隐含在无法预测的未来当中的潜在的威胁。⒁

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国际体系的看法要相对乐观一些。他们的分析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是理性的，那么它可以通过计算扩张的得失损益，通过从以往搞侵略扩张的国家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并不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它也会促使国家采取温和、慎重和有节制的政策。由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 l ）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是稀缺的，而是充足的；( 2 ）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通常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或者说是旨在维持现状的战略；( 3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当“进攻一防御”的平衡关系有利于进攻一方时，即便同是追求安全目标的国家之间也可能会因“安全困境”的加剧而彼此发生冲突，但在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是平稳的，“安全困境”的问题并不严重，国家动员主要限于对付产生于体系的某些特定的威胁；( 4 ）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态度，那么个中原因应该从国内政治层面而不是国际层面去寻找⒃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针对当前现实政治中一些问题所作出的分析也便出现了差异，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米尔斯海默于1990年苏联东欧巨变之际发表的论文《时光倒流：冷战后的欧洲》是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在这篇论文中，米氏以诉和平前景表示了悲观。他认为，欧洲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和平，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这段时期欧洲处于两极体制之下；其二，构成两极的美苏两国军事力量大致平衡；其三，大量核武器的存在。米氏指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间彼此竞争并间或发生战争，多极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大战的爆发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形之下，在两极体制中，由于真正的大国只有两个，它们彼此之间力量相当且相互制约，因而不太容易发生战争。换言之，两极体制比多极体制更稳定。这种稳定性在战后欧洲部署有大量核武器的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由相互确保摧毁所产生的威慑可以带?quot;恐怖的和平"。但是，冷战的结束使维护战后欧洲和平的这三个因素均发生了变化。欧洲的两极体制被多极体制所取代，大国的力量分布和核武器的分布前景也变得模糊不清，这使未来的欧洲已不会再象过去的45年那般稳定，欧洲有可能回复到以前战乱频仍的时代。⒄

　　较之米尔斯海默，范埃弗拉对欧洲安全前景的分析要乐观得多。首先，范埃弗拉并不认为多极体制比两极体制更稳定，因而欧洲国际关系向多极体制的过渡也就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了。其次，在范氏看来，在欧洲爆发大战的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上的原因目前已经或正在消失。从体系层次上来说，核武器的大量存在、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欧洲大陆"进攻－防御"关系中对进攻有利的状况，从而消除了战争的重要隐患；从国内层次上来说，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衰徽、民主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层化程度的下降、由革命精英所统治的国家的消失等，所有这些变化也都有利于和平的维持。当然，由于东欧原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秩序的崩溃以及苏东巨变使原来被压制的民族冲突和边界争端有可能重新凸现出来，现在还不能说欧洲的和平、特别是东欧的和平已经有了保障，但可以认为冷战后的欧?quot;已为和平作好了准备".。⒅

　　三、 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影响渐增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该分支对结构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批判继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⒆

　　首先，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力量的分布是国际政治和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决定因素的观点，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具体来说是遥相对力量（relative　power）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对于大多数结构现实主义者关于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国际体系的性质以及国内因素在塑造对外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些论述，他们则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他们不同意结构现实主义视安全国家以政策首要目标的观点，认为这里面存在着重大政府缺陷，因为这种做法既没有对不同国家的目标加以区别对待，也没有考虑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发生变化的情况。⒇譬如，对于那些对现有秩序不满、甚或必欲打破之而后快?quot;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来说，安全便不是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目标是扩张和征服，而不是安全。正是基于这一点，施韦勒对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施韦勒看来，沃尔特的同盟理论由于只把结盟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行为而没有考虑修正主义国家对财富、权力和威望等利益的不懈追求，所以它的一些主要结论，如"威胁是结盟的主要原因"和"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带有一种明显的"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quo bias）。21与结构主义不同，新古典派学者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尽管国家利益的定义方式有多种），尽力营造对已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追求本国"影响力的最大化"：国家相对力量上升，它便在国外追求更大的影响力；而随着国家相对力量的下降，国家的抱负和行动也便会相应地收缩。22

　　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即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是霍布斯式的，也不似防御性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平稳的，而是相当模糊的，处于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很难看清楚安全是稀缺的还是充足的，它们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去解读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现实。23另外，针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约束自身行为的假设，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考察了包括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在内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关于国际关系史中的"教训"的论述后指出，"国家很少从过去发生的某一具体事件中得出某一教训，一国得出的教训从来都与他国不同，而且各国运用这些教训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24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如何"当作国家"实际上如何"，其结果只能是把历史上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大国争霸的现实当作一种反常现象来看待，继之转而寻求国内层次的变量来弥补自身理论解释力的不足，这样的理论不能算做是一种好的理论。25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它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分析的传统，但其做法是将国内因素作为中间变量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同时它也不象古典现实主义者那样假定国家行为可以通过个人权欲来加以解释。在新古典派学者看来，体系因素固然是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局限于体系层次，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理论将无法对现实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也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之所在。新古典派认为，虽然国家相对力量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如何认识这种现实以及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身资源以实现本国的目标，这方面却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要理解国家是如何对外部环境进行解读和作出反应的，人们必须分析体系的压力是如何通过单元层次的中间变量，比如决策者的观念、一国政府机构的能力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来得到传递，并最终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的。这样，新古典派便为解决长期困扰现实主义理论的体系分析和单元分析相分离的问题找到了一条途径。目前住院病人已经循着这条思路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大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有价值的分析。（26）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上述观点来看，该理论即吸收了新现实主义的体系论，又秉承了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位层次分析的传统，并在不损害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将决策者观念和国内政府结构等一些新的变量引入到这一范式当中，这使得现实主义理论更接近于它所要解释的现实世界。

　　四、 几点思考

　　对现实主义流派内部诸分支作进一步的考察，这在学术界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理论动向。冷战时期，两极体制主导全球，与之相呼应，强调结构推理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也在国际政治学界中占据中心位置。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崩溃，人们对两极体制和多极体制究竟哪一个更稳定这一新现实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已不再象以前那样感兴趣了。从目前来看，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家目标的不同和各种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在这方面的解释力则不能令人满意。（27）面对来看新的国际现实的挑战，现实主义者们纷纷作出反应，他们或是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或是对现实主义思想进行全面反思，本文所介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者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尝试。（28）

　　关于当前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笔者有这样几点看法：首先，论争显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活力。现实主义由于强调国际政治跌经验性和连续性而常被批评者指责为漠视变化、墨守成规，理论落后于现实。而目前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却在提醒人们，现实主义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努力修正自己，以求不落伍于时代。事实上，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并非对变化视而不见，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现实主义学者曾深入探讨了国际政治中所发生的三大变化，即两极体制和核武器的出现给世界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发达国战争的减少。（29）只要有争论，理论就不会僵化。目前现实主义内部所进行?quot;决斗"是现实主义生命力和灵活性的体现，而不是理论退化的标志。

　　其次，论争有助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由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涉及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该性质对国家战略的影响、国家对外目标的差异以及国家能否从历史中汲取客观教训等　一系列重要问题。尽管这些讨论目前还不能为我们提供确定的命题，但毫无疑问，讨论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并有利于关键概念的进一步澄清，有利于各分支之间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现实主义与其他范式，如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所有这些都会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再次，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整理和分类的目的在于加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推动该理论继续趋向深化，而不是将其加以割裂。上述三个分支的划分可以为我们认识当今现实主义内部的复杂状况提供一条线索，但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英国国际政治学大师马丁·怀特曾言，"在人文研究中，分类仅仅在其被打破这一点上才有价值。"（30）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解构的基础上加以理论的重建，这大概是理论发展的一般道路。如何将上述三种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折中，并进而形成新的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将是现实主义者未来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三个分支的划分并没有涵盖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全部，如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便难以归类于上述任何一个分支。现实主义理论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复合体，其强大的包容性、核心假设的统一性和相对稳定性以及由其内部论争所体现出来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使其能够长期居于国际政治学主流范式的地位，这种状况看来并不会因冷战的结束而有什么变化。

注释：

⑴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概念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范式"（paradigm）；而用拉卡托斯（lnre Lakatos）的概念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

⑵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3,PP. 141~192;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ibid. pp.193~243.

⑶关于"威胁均衡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a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施韦勒对该理论的批评，参见P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P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Michael E. Brown etal.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pp.249~284.

⑷通常情况下，"新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本文在使用时便未加区分。但有些学者以新现实主义一词指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而把更广泛意义上的、从体系论出发的现实主义理论统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按照这种提法，结构现实主义便既包括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又包括罗伯特·吉尔平等其他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360页，注释3。由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时间上的晚近及其本身的巨大影响，又有很多学者把新现实主义等同于现实主义，从而使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也变得模糊了。

⑸这方面最为系统、也是最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表述大概和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了。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