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文明的合奏


高大偉 (David Gosset) 亚洲时报

中国的选择关键廿一世纪全局(三之一)

这是一个十七世纪荷兰艺术家的画室,最前面挂着一幅织锦布帘,旁边有一张空椅子、.一张桌子。 一位坐着的画家正聚精会神的描绘着他的模特儿,一个羞怯的年轻女人---希腊历史女神克里奥 (Clio)。 作为背景的另一面墙是一张在阿姆斯特丹印制的大地图,描绘的是当时的荷兰。这幅画显得沉静而发人深思。
以上维梅尔 (Johannes Vermeer) 这幅名为《绘画的艺术》之画可以有多种解读,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历史女神克里奥和地图,画家透过这两项要素表现出历史与地理的交会。根本而言,他要说的是时间与空间的互动。

历史女神克里奥是荷兰鼎盛时期画家创作的主题。虽然时间与空间是人类一切经验与活动的必须条件,但在维梅尔的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隐喻。对于历史,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对于欧洲与中国而言,历史总是唤起他们对于过去远古的记忆;而美国,由于缺乏历史的深度,美国人更倾向于追求未来新的疆土。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许多关于东西方文化之差异的论调,而没有认识到以下两个事实:第一,虽然欧洲与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出两个文明,但是由于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文明成熟期,这种共同的经验使两个文明产生了亲切感,没有办法完全分离。尽管两种文明表面看来有各种差异,尽管中国与欧洲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但实际上的距离并非如此遥远。

其次,我们不应把西方简化为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到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只有短短23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文化上从欧洲分离开来的国家。卡根 (Robert Kagan) 在《天堂与权力 2003出版》一书中写到:”美国与大西洋彼岸分裂的原因是深刻的,对未来的影响也是深远而持续”。 尽管笔者个人不同意卡根 (Robert Kagan) 这类华圣顿分析家对美欧分裂的原因之见解,但我同意这一分裂的趋势。

正因为欧洲与中国这两种文明的相近性,欧洲与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超越贸易、 科学技术、政治利益的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应该把文化作为其它关系的重要基础。这样欧亚大陆上的两个文明将进入一个稳定而有意义的合作关系,对世界起到建设性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的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学家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 在《欧洲的形成 1932出版》 一书中指出: ” 如果一个真实的世界文明曾经被创造出,他将不会忽视既存的伟大文化传统,而是提高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了解”。

因了解而互信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著名的冷战后预言。但是看看今日世界局势:中东局势紧张升级、 伊拉克陷于混乱、 阿富汗动荡不安、伊朗和北韩的核武危机、 恐怖主义的漫延、 贫富差距扩大、 多哈会议议程陷入僵局、美俄的分歧、美国的软实力正在减弱,其国际名声也每况愈下。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各种不同社会文化面临着相异的价值观念的挑战与冲击的时代。

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盟与中国,一是作为不同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的欧盟; 另一边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典范的中国。在世界局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欧洲与中国更应该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尽管如此,处理一个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欧洲和再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

身处今日新闻传媒加速轰炸,信息爆炸的时代,欧洲与中国的领导阶层必须从历史的纵深角度透视欧中关系。一个只是考虑现实立即商业利益的议题不能够完全展现欧洲与中国文化的本质。

只有在认识到欧中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历史文化共同性才能加深两边的交往联系,进而缓和美国的帝国野心,另一方面加强欧中彼此的了解才能提高彼此的共同合作。

但在欧洲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质疑中国的意图 ,中国对他们而言还是太陌生,以至于没办法产生信任。公元第五世纪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了解所以才能相信”。这个道理同样的适用于国际关系:只有互相的认识才能产生彼此的互信。

欧洲和中国世界内部的多元化与全球均势

中国的再次崛起 (没有所谓的“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再次崛起”,因为中国正在恢复其曾经有过的辉煌的历史地位),对全世界这个地球村而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理解地,许多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观察讨论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中国究竟是一个尝试统治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大帝国(Pax Sinica)还是能够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的联盟(Foedus Pacificum 哲学家康德的概念)。

也就是说中国将会像美国那样一意孤行的实行单边主义, 还是像欧盟一样建立一个多国共存共荣的联盟?二十一世纪的和平与战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的选择。

很明显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式的霸权国家, 无可避免地会与另一个霸权国家-美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但是如果中国选择了欧盟式的合作思维,这将不仅在欧亚大陆上开创出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也将有助于美国重新发现美国前总统杰佛逊曾经提出的合作之精神智慧, 并将避免美国陷于孤立的,被排除在后帝国时期的欧亚大陆之外。

透过了解中国过去在面对其内部世界之多元化的经验,我们可以预知未来中国将如何参与国际事务。同时这一多元化的经验也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其14个邻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这对于处于众多异文化国家环绕的中国的确是一项杰出的外交成就)以及她对联合国世贸组织、东盟+3、北韩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参与。

从过去周恩来提出的五点和平共存原则,到今日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精神(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除了是基于一些明显而立即的战略考虑外, 这与中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处理其内部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中国和欧洲一样积累了处理其内部高度多元复杂的历史经验, 中国倾向于欧洲追求权力平衡、 均势的世界观。 习惯影响个人至深,同样的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美国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欧洲或是中国内部世界的这种多元复杂性, 美国也因此缺乏面对多元世界体系的思维。在讨论到美国与欧洲的分歧时卡根(Robert Kagan) 说:“今日,在面对一些主要的国际问题时,美国好像是来自火星(在西方传统火星代表战神) 欧洲则来自金星(代表爱神)。” 如果继续引用星象的隐喻,也许我们可以说: 美国是来自一个行星 ,中国和欧洲则构成了整个银河系。

对于美国而言只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世界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境地;另一种是世界由一极领导多极(这个领导者无疑应该是美国)。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书中《大博弈1997出版》曾经写道:“如果美国结束领导世界,世界将陷入大规模的不稳定, 甚至是全球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比此更极端的说法 ,David Frum 和Richard Perle 在《邪恶的终结 2004出版》一书中提出:“对美国而言没有中道,只有胜利或是被大屠杀。” 我们不该轻视以上这些愚昧幼稚的言论,因为这种想法完全失去了理智。

相反的,由于过去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处理其内部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经验, 欧洲和中国几乎本能的就能辨识出以上言论的极端, 而更认识到世界维持多级势力平衡的好处。 历史教会了这两个古老的文明更好地面对复杂不定的世界以及妥协的艺术。

美国首先必须承认现实是复杂而不定的, 妥协并非是对理想的背叛,谈判也不是浪费时间。 像基辛格这样曾经深研欧洲思想的美国学者已经了解到世界的多极化结构。 在其所著的《大外交 1994出版》一书中概述了欧洲这个古老世界的外交智慧以及其不足之处。

介于统一与分裂的中道(三之二)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服从于威权统治的帝国,却能够以合作的态度参与到多极化世界,并成为多极化世界的共同建造者,这当中不免产生一种悖论。

西方人所谓的“东方主义”反映的是他们眼中的中国帝国的印象: 一种处于世界中心,永恒静止不动 ,金字塔层级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印象是中国威胁论的来源这一。 西方用"Middle Kingdom"翻译中国, 意即中心王国的意思,但是中国的”国”字并不一定是王国的意思,这个翻译容易误导, 使人认为中国有盘踞中心, 称霸世界的野心。

在此意义下, 西方对中国的惧怕只是基于一种偏见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必须避免陷入这样的误区。 人们常引用这句据说是拿破仑说过的话: “当中国觉醒,世界将颤抖。” 但是为甚么世界必须要惧怕中国的觉醒呢? 事实上, 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 和而不同”的特性, 也就是承认差异性的统一,这一点同样地展现在她后帝国时期的社会政治转型中。

写于元末清初的中国名著《三国演义》的序言常被引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罗贯中道出了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统一与分裂的交替性。自从秦始皇直到汉朝这段中国儒家学术奠基期,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关心的主题。

即使这套以儒家帝王集权制度为主的系统能够长期的维继中国文明的架构,    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历史简化为只有这套制度。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些时期有着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点 。中国过去长期以来遭受到集权统一的迫害,于是在饱经内战的痛苦中认识到:介于这治与乱的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

先秦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周朝(1121-222 BC)春秋时代,在今日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多个国家共存的局面。法国的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 在《中国的文明, 1929出版》一书中写道:“这段时期现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外交上的协议,这是多国首脑会议的结果,意在保持多国之间权力的均衡。”

笔者建议大家阅读左传(写于战国中期403-222 BC) 介绍当时中国内部世界的国际关系。 在第23章提到当时郑国的军师烛之武提出了均势的思想观点以避免和秦国的战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Kendall Myers在一场演讲(”为甚什么历史是重要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2)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几千年来,中国和欧洲一样有着处理其内部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经验,因此也发展出了自己一套特殊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基辛格在研究了欧洲的国际关系思想后写下了《大外交》一书,同样的,古代中国的这套特殊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也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开头提到的: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也显示出中国早就发展出一套高度完善的均势与和谐的思想。

论语作为倡导和平避免战争的中国古代经典,曾经提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合。”这段话今日常被引用。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足兵 、民信之也。”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子曰:“ 去兵 。”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幅陈列在维也纳美术馆名为“绘画的艺术”那幅画。历史女神Clio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与欧洲的交会。长期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土地饱受战争的洗礼;至于美国, 除了1861-1865的内战之外并没有同样的经验。

正因为这种相似的历史经验,中国与欧洲发展出了一种相近的认知方式。过去, 一些文学或是汉学家对中国充满了东方异国猎奇式的描述; 就像是埃及学家探究象形文、狮身人面像、或是木乃伊那样。但是随着人们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正确,这种情况也会减少。

2005年12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访问时引用了中国学者辜鸿铭的话说:“:似乎只有法国人才能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明,因为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有一种非凡的特质那就是聪敏(subtle) 。他接着说 :“ 所以当我碰到法国朋友时并没有陌生感。” 欧盟之父法国人莫内回忆他1934-1935住在上海的生活时也说:“ 当我来到上海, 我发现眼前的这些中国人比起西方人要来的敏锐和聪明。”

感受细致和分辩微妙差异的能力并非只有中国和法国人才有的特质。 温总理这样说是出于礼貌,也是对来访客人的敏锐作出的一种“聪敏”态度。

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欧洲与中国人的集体心灵以适应今日新的世界。 虽然这两个文明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欧亚大陆还是无法避免重复地陷入战争的疯狂、 混乱甚至自我的虚无毁灭中。 然而即使是这样,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了这两个文明自我更新的源泉,延续着各自的命脉。

中国是远东的欧洲(三之三)

19世纪的法国学者多克维尔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 美国的社会充满了活力,因为人和事都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却显得很单调。 因为这些变化都很相似。 ”

今日对于中国社会的论述, 存在着两个困难:第一是虽然人和事都在不停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在地理人口和经济各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差异性, 这使得中国的研究者必须更加的谦虚,也使得制定政策的官员的工作更加繁重。

那些从来没有接触中国的人想象中国从哈尔滨到广州,上海到成都,人们的生活方式、环境状况都一样。 事实上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将中国和欧洲作一个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出一个更真实有意义的中国世界的面貌。

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欧盟25个国家的总面积加起来还要大,差不多和整个欧洲一样大,然而欧盟的人口却不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些地理和人口的最基本因素形成了中国幅员广大辽阔以及复杂多样的特性。

中国有九个省份(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河北 、湖南、湖北、安徽)的人口超过了法国 。法国在欧盟25个国家中人口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光是长江三角洲(包括了上海、江苏、安徽)就有两亿人口。中国不同省份,例如四川、广东、山东各有不同的地方文化与特色,这些不同省份的人也有他们强烈的地方主义、省籍意识。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的政治体。

中国有56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0% 。事实上同一民族的汉族,其内部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性。其它少数民族约有一亿人口,壮族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自治区,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另外有18个少数民族的人口都超过一百万。与欧洲相比, 例如最新独立的欧洲国家黑山共和国,其人口还不到65万。

如何在这种丰富的多样性间找出一致性,得到平衡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修改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反对大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这对一个欧洲官员而言并不陌生, 欧洲也面临着同类但不尽相同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避免掉入大汉族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地方的分裂主义。

换句话说,汉族必须和国内各民族和平共存,以避免重蹈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此一政治架构下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但中国有能力在同一与分裂之间找到中道。今日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内蒙古、 宁夏、 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参与越来越活跃,这的确有助于达成之前宪法所提的目标。

欧盟从最初的6个到25个成员国,随着2007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加入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达到了27个。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渐次东扩的统一进程也是欧洲文明的统一。 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 随着1997香港和1999澳门的回归,中国也经历了统一的过程。 正像是欧盟的东扩一样, 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扩大(Enlargement)。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让香港和澳门保持了各自的特色。 在基本法以及一国两制的原则保障下, 香港公民拥有高度的自治,也指出了一条通向民主的道路。(例如在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香港作为一个政治实验室,她的成功与否对于整个中国世界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国两制最后被证明是有效可行的, 那么它同样的也可以作为海峡两岸关系架构的出发点 。虽然目前海峡两岸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 但政治上的统一却是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

2005年连战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为两岸关系迈进了一大步。基本上两岸人民不论是使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 ,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 而语言文字恰恰是中国文明的本质精髓, 他永恒地传承了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欧洲与中国 互补互利的关系

欧洲不应该只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威胁或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华人世界的凝聚性也许可以帮助欧盟思考一条政治上更为一体化的道路。 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再次融入世界体系不仅对欧盟是一项考验 ,更是一个有助于欧盟政治深化的动力。欧盟必须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将精力更多的专注于欧盟政治深化的工作 ,而不是其它看来急迫但却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

从16世纪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 ,到19世纪与西方列强爆发激烈的战争,如今中国第三次面对欧洲。 今日的欧盟不仅只是一个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力量或是一个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中国可学习欧盟国家如何在法治下平衡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正义, 这样将有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中国文化也将更好地对世界的均衡发展做出贡献。

文化必须作为欧中关系的基石。尽管贸易、 经济、 或是政治的利益可能引起关系的紧张冲突,文化始终起着维系欧中关系的作用, 使双方关系不至于瓦解。

文化,不是造成人类冲突分裂的原因,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人类之间的冲突常是由于无知或是对传统的误解 ,事实上传统的文化是经过长期漫长的发展累积,作为人类和谐相处的泉源。

现在这两个古老的世界必须合力运用智慧 在了解双方的共同点与与彼此的限制之下进而寻求互补互利,为历史开启一篇合作的新章。 让我们再一次凝思这幅维梅尔的画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 画中的历史女神虽然静止不动,但是透过画家之手,却可以描绘出历史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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