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英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2006年10月14日—16日,由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主办、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承办的山东省第四届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在风景秀丽的滨海城市烟台隆重召开。会议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新成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教授、纽约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郝吉斯教授及其夫人高云翔博士与会,加上省内17家单位的47位专家学者,共有51人参加,收到相关论文20余篇。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发展中的山东省世界史学”。会议主要围绕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有关专题、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最新动向和发展、世界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以及省内外世界史研究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就对代表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作一简要梳理。
一、对全球史研究的关注
全球史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目前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教授从宏观史学的角度讲述了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他认为,作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和新的史学流派,全球史研究应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的基本单元;应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提倡“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的学术立场和趋向,并力求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刘新成教授主张用全球史观重新评估人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山东省世界史研究会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玮教授对此做出了正面的呼应,认为全球史观属于自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主线的第一代世界史学和强调社会经济形态中心地位的第二代史学以来的第三代世界史学,而全球史观能够全方位地分析近代以来的历史趋势,避免以国别史堆砌世界史的流弊,但即使是全球史观仍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把“历史学全球化”的方法和理论到目前为止还存有某种缺陷。其他代表也多认为,全球史观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对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仍有许多理论问题亟需厘清,它与其他史观的内在关系仍有待界定。
二、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玮教授提出了21世纪时代主题的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王玮教授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每个时代都蕴涵着不同的悖论和矛盾,而时代主体就是在这种悖论和矛盾的制衡和解决过程中展开的。1915—1917年间,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应该说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概括了当时所处时代的主题。现在我们又站在另一个时代转折关头,而新时代的主题将是“和谐与开放”,这是在大国实力衰退与全球化潮流引发的冷战终结之后世界所面临的新变局。
但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仍倾向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并强调世界各国的形势不过是处于相对和平状态,经济利益仍是世界运作的基本驱动力量,所以和平与发展仍是各国人民渴望的目标。还有的代表提出用“和平与开放”或“和谐与发展”来概括当今的时代主题,而曲阜师范大学的王瑞聚教授认为新的时代主题应是“和谐、开放与发展”。
三、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立新教授从意识形态角度考察历史问题,令与会者耳目一新。王立新教授认为,意识形态是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呈现正式意识形态与非正式意识形态两种表现形式,并通过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栅栏模式和跷跷板模式等四种模式影响对外政策。王教授认为,美国的正式意识形态是古典自由主义,而非正式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他以杜鲁门时期的对华外交为例,指出当时美国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源于国家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策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敌意。在决策层面,它使艾奇逊等人始终在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与基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之间苦苦挣扎,其现实主义考虑始终未能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四、种族奴隶制问题研究的新路径
美国纽约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郝吉斯先生在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托马斯·杰斐逊与波兰科什舒科将军之间的交往分析得出结论,即虽然都受欧美革命哲学和国际废奴思潮的影响,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奴隶解放的态度远远没有科什舒科将军那样积极,这导致杰斐逊在科什舒科去世后没有积极运用其执行遗嘱的权利,从而兑现后者使用其美国资产来释放奴隶的愿望。郝吉斯教授还试图对托马斯·杰斐逊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进行了解析,其中有杰斐逊对任何争议问题的回避态度以及对平静生活的坚持,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触及任何威胁其家族完整性的计划,而释放奴隶虽可缓解自己的债务问题,但却赶不上他的家庭情结和荣誉感的重要性。
鲁东大学历史系与社会学院黄兆群教授认为,郝吉斯的解读方法是相当新鲜和具有吸引力的,但杰斐逊从来都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本人也不坚持白人与黑人、印地安人应当具有平等的地位;因为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谴责英王的理由只是英王不把英国人民与“同种同宗”(same race and same blood)的殖民地人民平等对待,根本没有呼吁废除奴隶制度,而相比之下,科什舒科将军不仅追求民族平等,而且也追求种族平等和人类平等,堪称他那个时代真正的、非凡的革命者。本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该学院的高春常教授则在与郝吉斯教授交流时指出,在重视杰斐逊个人的普遍性价值观的同时,郝吉斯教授对于杰斐逊所嵌入的社会交往网络进行具体分析,并把他的行动上升到荣誉感的高度,这种路径无疑具有启示性;不过,中国学者在杰斐逊是否释奴的动力问题上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仍然不失其效用。
四、其他重要专题的讨论
关于俄罗斯历史上的内外政策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董继民副教授指出,从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到结束,以俄国为首的欧洲中立联盟都同情北美人民的伟大事业,在外交上孤立英国,在军事上向英国施压,并拒绝出兵美洲,这一点鲜为人知。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刘丹副教授从宗教学的角度分析了沙俄的政策倾向。基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需要,沙俄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是或利用、或压制的不同手段,其宗教政策与政治形势密不可分。该学院的魏凤莲教授则指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既独立于国家又依附于国家,两者间关系微妙,要处理恰到好处国家才会和谐发展。曲阜师范大学的王昌沛副教授对1953—1959年间的苏中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个时期是两国之间“爱恨交织、以爱为主”的蜜月期,期间边贸增加,苏联援建项目增多,人才交流密切,科技合作加速。临沂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尹明明教授指出,苏中关系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关系总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的。
关于美国史的一些重要课题 山东师范大学的陈海宏教授对刘祚昌先生对于世界史、特别是对于美国史的研究成就作了综述,强调刘先生的学术高度和道德品质将永远激励后人。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高春常教授则对北美殖民地黑人宗教史学进行了述评,认为北美黑人宗教的研究涉及形成动力以及宗教内容特性评析两个方面,而学术界关于非洲土著皈依基督教的研究方法以及美国学术界的“赫斯科维茨——弗雷泽争议”可分别作为二者的借鉴。该学院的王书丽副教授认为,以“蓝天法”为标志,1911—1929年其实是美国以各州为中心对证券业尝试监管的时期,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放任主义印象相悖;1929年的股市崩溃则暴露出该制度的局限,并为联邦直接监管开辟了道路。济宁师专的祝令建副教授对美国公共利益集团的兴起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政治体制、美国人民的民主要求、社会改革和现代化本身是主要动力因素。
关于历史教学问题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姜颖副教授认为,高校历史教学应与中学的历史教学密切结合,以建立一个整体的历史教学系统、形成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海星老师则探讨了素质教育与历史教学的关系,认为素质教育与世界史教育存在内在关联,但目前高校的世界史课程却与素质教育存在割裂,世界史工作者有责任拓宽世界史的素质教育功能。另外,代表们还探讨了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如“三合一”教学模式,即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的有机结合模式。
原载《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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