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黑人问题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在于自我利益驱动下白人意识与征服欲望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结合所导致的对普遍性规范的偏离，而黑人问题解决的精神力量，也主要得益于美国白人文化中对普遍性规范的献身精神。美国白人思想中的这种二元性，构成了对于黑人问题具有非凡重要性影响的白人的“两个灵魂”，或曰“白人的悖论”，并由此产生了黑人问题中的其他悖论，如自由与安全悖论、自治与同化悖论、独立与强制悖论、黑人权力悖论、合法性悖论，等等。所有这些悖论和矛盾，都在重建时期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下呈互动状渐次展开和演化，而重建开拓者们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尝试，不仅打破了美国黑人问题坚冰的一角，也为美国文明的深层次重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Cultural Chasm：Black Issues and American Southern Reconstruction
[Abstract]The main sources of American black issues were the fusion of white men’s self-identity with their desire to conquest and rule, and the main spiritual forces improving the black issues were white men’s idealism and their interests behind it. The two dimensions of white men’s thought constituted white men’s “two souls”, or “the white men’s paradox”, from which arose other minor paradoxes, such as the black’s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erty and safety, their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lf-consciousness and assimil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coercion, the paradox of the black power, and the paradox of legality, etc.. All the issues were complicated by American’s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especially at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list attempts taken by the pioneers at the Reconstruction era not only broke one edge of the iceberg of the black issues, but also provided rich spiritual legacies for the deep re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civi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章节摘录：结束语部分
“赎回”时代的前北卡罗来纳法官阿尔比恩·图尔热说，根本没有任何“黑人问题”，而只有一个“白人问题”，因为“痛恨、压迫和不公，全部在我们一边”[1] 。尽管他指出了黑人问题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令人肃然起敬，但他只说到了问题的前半部分。更准确地说，白人的所思所行既是黑人问题的主要来源，也是解决黑人问题的主要外部推动力，其中包含着图尔热本人的话所体现的那种道德力量。
的确，黑人问题首先是个白人问题。在利益驱动下白人意识与征服欲望的结合，造成了种族主义的弥漫和黑人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并使之凝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正是种族主义因素与白人理想意识的矛盾及其二者背后现实利益的冲突，黑人不得不在自由与安全之间进行矛盾性的选择，在同化和自治之间来回摇摆，乃至出现难以协调的“两个灵魂”，以及黑白之间合法性僵局; 正是种族主义的存在，才导致美国人的自由平等这一普遍理想遇到障碍和发生扭曲，理论和实践脱节，使美国民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正是种族主义的指向性作用，才规定了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的特殊性地位; 正是由于种族主义阴魂不散，才使得黑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成为不变的历史旋律，才使种族问题成为“南部历史的主题”[2]，或者按菲尔德的说法，它也构成整个美国的主题[3] 。当重建开始之际，种族主义已构成美国白人信仰的一部分和政治、社会行为的基础，这在南方更为根深蒂固。解放和重建释放出白人在丧失安全感后的所产生的极端主义，但没有向黑人提供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抵制这种压迫力量; 它在引起白人情绪的极化和对抗上“激烈”，但在提供有效的保护上，因受到联邦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限度等因素的制约，显得缩手缩脚，也并非说重建在改造白人的种族观念方面根本没有成效，“新起点”运动以及“赎回”时代的平民党主义表明，白人已在接受黑人权利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从整体上来说，种族主义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被重建事件所强化和凝固。重建历史表明，在改造思想方面，它是多么虚弱无力。
强调种族主义的重要性，也并不是抹煞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等因素的份量，前者所表现出的强权政治毕竟构成了黑人问题的实质，而后者是种族主义之所以长期保持的最后决定性力量，它也是黑人问题在作为阶级问题时的根本性因素；但是，没有种族主义因素，黑人问题将随即转化为没有种族特性的人权问题、贫民或劳工之类的问题，黑人的社会分层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和竞争能力。不幸的是，黑人问题毕竟首先是一个种族问题。另一种需考虑的因素是，种族主义本身就是制造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原动力之一；没有种族主义，黑人不会永远固定在社会底部的“位置”，而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也不会使黑人成为被压迫的无权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在黑人问题中，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两种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于它如何固化种族主义并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也许黑人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难以剔除掉种族因素。研究黑人问题的着眼点，因而应该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大框架中，分析造成黑人地位特殊化的种族因素及其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致力的方向。
除了从白人意识中发散而出的种族主义以外，美国白人头脑中还有一种以民主信仰为核心的理想意识。它源于与天恩盟约思想相联系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意识，后来又增加了同等重要的理智体系，特别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结果便是对一系列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等“至高法”的崇尚和信仰。这种追求至善至美，寻求解脱和赎救的向善性倾向，在美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占有中心位置，构成了美国道德体系的基石，追求自由、平等等一系列普遍性的美国信条，实际上是这种向善性的自然衍伸。基于这种道德信仰，美国白人从一开始便探索自己的理想王国，在经历一系列冲突之后，逐渐形成现代民主的雏形。韦伯说：“主张灵魂得救的宗教与它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4] ，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概括出美国人的信仰特征。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之中，有关种族问题的冲突便是主要的焦点之一。其中，因白人意识对这种使命意识和理想意识发生渗透、影响或扭曲的程度和方向不同，造成了种族问题上白人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奴隶问题的存在，形成白人的道德分野。在重建时期，北方以强制的方式推行种族新民主，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激烈表现形式。白人的理想意识，构成了这种种族新民主的精神推动力，而白人意识的存在则制约着这种新民主的贯彻程度。其结果，黑人的存在成为美国民主信仰真诚性程度的一个试金石，正如艾伦·L. 洛克所说的那样：“自 1863年解放以来，黑人地位的缓慢的、持续不断的提高，为新的自由充当着一个基本的支点，为美国民主提供着一个更大的基础。从奴隶到自由、到公民权、到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增长，到可接受的邻居和同胞，这种黑人的进步，生动昭示着民主的积极的和动力的特征。”[5] 。白人的文化框架不仅构成了黑人问题解决的依托和根据，在此之中黑人既追求其普遍理想，也可追求其独特性的意义，而且黑人问题的解决开端，也是白人冲突的副产品。从黑人问题解决的外部原动力出自于白人的道德评价和同情力量的角度来看，重建首先是个白人的重建，其次才是黑人的重建。黑人的自身努力并不是不重要，但其首要的重要性在于迫使白人完成其自身理想主义承诺方面。鉴于重建的外部原动力主要来自白人一边，我们还可以有趣地看到，白人的分裂往往为黑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机会，而随着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接近一致，黑人问题又被掩盖起来。然而解决黑人问题，恐怕又需要白人在新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层次上的种族一致。
在强调道德推动力和道德冲突的同时，当然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更大的推动力，即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道德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静态实体，它与现实的利害关系密切联系。现实的利益整合着道德生态群落的自然分布和流动，并使现实利益的冲突呈现道德冲突的外观，如重建，形成道德冲突的政党分野和地区分野。需指出的是，道德分歧并非如人所说的那样，属于无关宏旨的装饰物；相反，它切实构成总冲突的一部分，有其自身运行的独特规律，它有时甚至可上升至舞台的中心位置。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改革者们的动机是否虚伪问题。虽然他们重视现实利益，甚至掩盖其真实的目的，但信奉者不必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因信仰的自由性已给他们提供了良心一致的充分机会；而且与现实利益相一致的信仰，可以使他确信，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或符合大众利益; 不少人还能超越自我利益的藩篱，进入道德领域的忘我境界。这是在考察共和党的民权动力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即使是白人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也往往以为自己捍卫的是“高尚的道德准则”。
在这种白人意识与理想意识冲突的框架之中，重建取得了它的一些持久性政治遗产。虽然它在改造白人的种族主义方面不太成功，但它毕竟标志着开始了向以种族征服为目标的种族主义宣战的时代，并为这种种族主义设定了法律的障碍。种族歧视不得不绕过这些障碍物，实行迂回的方式。即使是隔离的法律化过程，也不得不贴上“隔离但平等”的标签; 在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之时，不得不强调这种行动并非出自“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役地位”，而是出于对愚昧和不负责任的反对。联邦主义不仅约束了重建的激进程度，在掸去奴隶制问题所布满在宪法自由含义之上那层尘埃之后，新联邦主义同样约束了种族主义的极端化。事实上，种族主义的进攻，从反面验证了它已处于色厉内荏的地步，种族征服的防线已不再固若金汤。种族新民主的法律框架确立了自我的认同不能侵犯他人权利的原则，毕竟使白人意识有所限制。当人们屡屡强调不以种族区别作为剥夺黑人权利的依据之时，很难说白人的态度不会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变动。当黑人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发起新的民权攻势之时，他们的行动所依赖的，也就是重建所留下的种族新民主的法律外壳。重建毕竟为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支点。“第二次重建”继承重建的未竟事业，使这个被种族主义蛀空的新民主又空前地丰满起来。
从经济上来说，重建试图打破种植园主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力垄断，将黑人置于一个开放性的、无身份差别的自由劳工市场的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处于一种合作性的契约关系之中，并努力使二者处于竞争的同一条起跑线上。除此之外，重建所做十分有限，它不仅听任土地所有结构维持原样，而且在经济权力中又增加了另一种商业强制力量，即信用垄断。如果说这些问题也是白人贫民所面临的问题的话，那么竭力控制劳工市场、削弱其竞争力的超法律强制，则使黑人的不幸命运雪上加霜，并使其丧失上升的动力。面对这种对黑人的强制力量，重建却是软弱无力。这样，在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体制方面，重建同样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不过，它至少使新的体制开始启动，并使南方进一步纳入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之中，从而使南方的落后体制处于内外部力量的持续冲击之中，为奠定黑人事业成功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最初的条件。
在种族关系问题上，重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应当如何对待另一个被统治种族的问题。不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绝对胜利和权力征服，而是试图引人种族正义和普遍性行为规范，将白人和黑人置于一种双向对话的位置上，即承认后者参与主流社会的基本权利，无论他们自身作为一个种族来说是如何的“幼稚”; 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和谐”，而是试图在种族关系中引入正义原则，使之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点之上，在发展和变革中求取稳定和平衡; 不是试图扑灭和围堵任何紧张关系的存在，因为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也不切实际，即使在奴隶制下，潜在的紧张关系也从未消失，而是试图将这种摩擦纳入一个法律性的渲泻机制之中，使之成为一种可预期的合理性对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权问题。重建的“激进”之处不在于这些目标的激进，至多只在于实施它们的速度。原因在于，重建没有在白人接受黑人作为政治游戏对手的地位之前匆匆出台。然而没有这种特殊形势下的变革，白人又怎样才能接受黑人的竞争地位? 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种族主义使黑人问题的解决陷入了一个无头无绪、永无止境的僵局之中。不提高黑人的地位，种族正义和种族间普遍性行为规范就是一句空话，现实和民主的普遍内涵就会陷入矛盾的境地，也无法清除种族间的战争状态，理顺种族关系；而承认黑人的对手地位，则可能刺激种族对抗的加剧，甚至使民主本身遭到威胁。在种族主义尚在肆虐的背景下，试图求得公正与和谐之间的契合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重建值得惊叹之处，不在于它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它所达到的道德高度本身。在试图打破这个黑人问题僵局的英雄主义尝试之中，一个追求大同世界的形象呈现和传达给世人。这种精神气质不仅仅是有助于解决黑人问题，更是白人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不竭源泉，也是白人文明所能达到程度的一个指针。
如果说白人构成了黑人问题的主要根源和担当着解决的主要责任的话，黑人也有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灵魂重建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事实上，黑人本身的觉醒和责任构成了黑人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在奴隶制的压制下，黑人很自然把体罚、痛苦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没有形成自觉的劳动习惯，也没有任何学习、劳动技能、发展和自立的机会，其道德的双重性和怠工的习惯也是这一制度留下的恶果之一。这些缺陷，不仅构成奴隶制度的一部分特征，也带有黑人在反抗这个制度过程中所留下的烙印。当他们刚刚迈出自由的门槛的时候，历史上为反抗奴隶制而形成的破坏性活动和不良习惯的惯性力量仍在起作用。这种破坏活动和不良习惯被白人有意识地夸大，并被种族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弹药来攻击黑人。在批评白人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甚至作为征服黑人的理由的同时，不能忘记黑人本身所需的把那种在奴隶制下养成的破坏习惯加以转换的能力和自制意志。在争取白人同情力量的同时，黑人自身面临着巨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任务。特别是当黑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以后，黑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便主要落在自己身上；因为黑人已被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可能存在过去的负面后果，其表现如何应主要归因于自己。这种自身素质的重建并不能以种族主义存在为借口而加以回避。
另一方面，应当承认重建在促进黑人自身的进步方面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考虑到当时黑人本身的力量有限，觉悟程度又远远不够，他们在重建中所取得的成果确实十分可观。他们能够起诉和被诉，法律的正当程序受到保护，而且取得了选举权。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的选举权被逐渐剥夺，但他们毕竟有机会问津选举并从自身的政治参与中积累了经验，造就了自己的领导力量，并表现出相当敏锐的政治理解能力。黑人领导者从整体上来说观点温和，态度谦逊。正如沃顿所评价的那样：“从全局来看，密西西比在1870和1876年间的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不是个糟糕的政府”[6] 。与政治参与相比，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重要，更为持久。公共教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自由支配自身劳动的权利方面，享受自身劳动成果方面，他们也享有了更大的空间。黑人所置身的劳工体制已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种被统治者个人绝对支配的局面。他们还在家庭、教会等社会性机构中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些成果都便于黑人逐渐积累自己的力量。尽管重建在解决黑人的政治和经济依附方面远远不够，即使在重建高潮之际，黑人仍然充当白人的从属性角色，肤色本身便是阻碍着他们取得更大成功的一个瓶颈，但重建毕竟代表着向这种严酷现实进行挑战的开端。从长远来说，黑人的觉醒构成了黑人问题解决的根本性内因。
这样，黑人问题就表现出它的极其复杂的特点。在重建期间，它还与其它问题，诸如精英主义与多数统治的优先性问题，多数统治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强制推进民权与维护民主程序的矛盾性问题，联邦主义架构问题，等等，互相纠葛在一起，难怪重建政策引起如此强烈的争议。正是由于这种特点，重建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黑人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南部重建的经验告诉我们，黑人问题的解决大体上可以通过两个基本方案：
一、实力威慑方案，且称之为硬性方案。在一个以贪婪和扩张为特点的现代性尚得不到超越的社会里，只要种族主义持续存在，只要白人意识中仍掺杂着征服欲望并付诸行动，黑人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有强大的力量做后盾，借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说话要温和，不过手中要拿着大棒”。这样，积聚黑人在政治、经济和道义等方面的力量，争取同情力量，便是一项基本的、长期的工作。黑人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和捍卫应有的权利（不是特权，不是照顾性方案），开展步步为营、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不应放过任何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的机会，不能静等救世主的降临，而要着眼于强化亚文化的适应和转换能力，培养多种健康力量。在这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话有一定的启发性：“黑人权力的概念是建筑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在一个集团能够参与开放性社会之前，它必须首先团结一致。这里我们指的是，在多元社会里，一个集团必须团结一致，才能从实力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以有效地进行活动”[7] 。不过这种权力的定义应更宽泛，被歧视集团的团结力量与白人力量之间的均势，不一定非得是二者持平，而是须有一个正义的界限；这样，其权力的运用亦须有条警戒线，即如果种族主义消失，或者在排除种族征服意识之后，白人意识的存在并不构成具体问题的障碍，黑人问题应作为非种族问题来看待。像平民党所提倡的利益调节论，作为一种行动的起点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追求合理性目标的情况下，黑人力量的运用应特别注意反向种族主义; 否则，便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附带地说，力量的积聚不仅是讨价还价的的前提，事业的成功本身即是改变社会偏见的最有效的溶剂[8] 。
二、道德改造方案，且称之为软性方案。白人需要摆脱自身内在的恐惧，减少猜忌和仇恨，与黑人同享“免于恐惧的自由”，并增强其道德自制，理解表面的善与真正的善之间、暂时的善与长远的善之间的区别，在种族关系中引入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黄金法则，培养主流文化的宽容精神，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至少不能让白人意识导向对他人正当权利的剥夺; 对于黑人来说，重要的是培养自尊自强精神，克服自卑情结，加强内在的道德自制，塑造一个健康的黑人灵魂，提高自身素质，改造自身形象，并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和奉献。这不是说两个种族都要放弃自身的种族意识，这种想法不仅有悖于人性，而且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对种族主义存在的过份敏感，已成为当今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频繁接触的社会里，不是要消除各种族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区别，而是要培养和保护各自的健康的种族意识。惟一合理的方法，就是培养互相宽容的新种族意识。杜波依斯说得好：“我相信，应该对种族及血统有自豪感; 对自己的自豪感是如此之深，以致不屑对他人做出不公正的事; 对血统的自豪感是如此之大，以致不会轻视任何人的祖先; 对血统的自豪感是如此豪迈，以致既不会侮辱弱者又不会乞求于强者”[9] 。
两个方案相比较，软性方案是一个高层次的方案，只有在黑人的各种权利得到一定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施。一旦给予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并被白人所认可，种族征服状态便有可能转化为“合理统治”甚至“共治”状态，黑人问题的性质便发生软化，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权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此后，软性方案的重要性便突出出来。它一旦得到实施，就能消除黑人和白人各自存在的问题，在种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又不以牺牲任何一方为代价，从而达到种族和解，黑人问题的根本性症结也就迎刃而解，两个种族就可在多元的架构之内不断地对话，携手并进。诚然，尽管软化后的黑人问题毒性较小，但它的彻底解决要比授予民权复杂和困难得多。惟其如是，谨以《圣经》中的一句箴言予以良好的祝愿：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10]
[1] . Otto H. Olsen, Carpetbagger’s Crusade: The Life of Albion Winegar Tourgée, Baltimore, 1965. 1965. p. 312.
[2]. Ulrich B. Phillips, “The Central Theme of Souther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28, pp. 30-43.
[3]. Barbara J. Fields, “Th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quoted from Kousser and Mcpherson, op. cit., p. 143.
[4]. 唐·麦克雷：《韦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5]. Alain L. Locke, “ The Negro: A Proud Collaborator in the Advance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 Baldwin, op. cit., p. 58.
[6]. Woodword,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p. 102.
[7]. 卡迈克尔：《黑人权力：美国解放的政治》，纽约1967年版，第44页，转引自罗伯特·L．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上海人民出版1976年版，第54页。
[8]. 关于黑人政治斗争策略，可参见Harry Holloway, “Negro Political Strategy: Coalition or Independent Power Politics,” in Noval D. Glenn and Charles M. Bonjean, eds., Blacks in United States, San Francisco, 1969. pp. 383-396.
[9]. 艾伦，前引书，第107页。
[10]. 《圣经全书·阿摩司书》第五章第24节。
Cultural Chasm：Black Issues and American Southern Reconstruction
[Abstract]The main sources of American black issues were the fusion of white men’s self-identity with their desire to conquest and rule, and the main spiritual forces improving the black issues were white men’s idealism and their interests behind it. The two dimensions of white men’s thought constituted white men’s “two souls”, or “the white men’s paradox”, from which arose other minor paradoxes, such as the black’s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erty and safety, their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lf-consciousness and assimil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coercion, the paradox of the black power, and the paradox of legality, etc.. All the issues were complicated by American’s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especially at 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list attempts taken by the pioneers at the Reconstruction era not only broke one edge of the iceberg of the black issues, but also provided rich spiritual legacies for the deep re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civi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章节摘录：结束语部分
“赎回”时代的前北卡罗来纳法官阿尔比恩·图尔热说，根本没有任何“黑人问题”，而只有一个“白人问题”，因为“痛恨、压迫和不公，全部在我们一边”[1] 。尽管他指出了黑人问题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令人肃然起敬，但他只说到了问题的前半部分。更准确地说，白人的所思所行既是黑人问题的主要来源，也是解决黑人问题的主要外部推动力，其中包含着图尔热本人的话所体现的那种道德力量。
的确，黑人问题首先是个白人问题。在利益驱动下白人意识与征服欲望的结合，造成了种族主义的弥漫和黑人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并使之凝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正是种族主义因素与白人理想意识的矛盾及其二者背后现实利益的冲突，黑人不得不在自由与安全之间进行矛盾性的选择，在同化和自治之间来回摇摆，乃至出现难以协调的“两个灵魂”，以及黑白之间合法性僵局; 正是种族主义的存在，才导致美国人的自由平等这一普遍理想遇到障碍和发生扭曲，理论和实践脱节，使美国民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正是种族主义的指向性作用，才规定了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的特殊性地位; 正是由于种族主义阴魂不散，才使得黑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成为不变的历史旋律，才使种族问题成为“南部历史的主题”[2]，或者按菲尔德的说法，它也构成整个美国的主题[3] 。当重建开始之际，种族主义已构成美国白人信仰的一部分和政治、社会行为的基础，这在南方更为根深蒂固。解放和重建释放出白人在丧失安全感后的所产生的极端主义，但没有向黑人提供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抵制这种压迫力量; 它在引起白人情绪的极化和对抗上“激烈”，但在提供有效的保护上，因受到联邦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限度等因素的制约，显得缩手缩脚，也并非说重建在改造白人的种族观念方面根本没有成效，“新起点”运动以及“赎回”时代的平民党主义表明，白人已在接受黑人权利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从整体上来说，种族主义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被重建事件所强化和凝固。重建历史表明，在改造思想方面，它是多么虚弱无力。
强调种族主义的重要性，也并不是抹煞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等因素的份量，前者所表现出的强权政治毕竟构成了黑人问题的实质，而后者是种族主义之所以长期保持的最后决定性力量，它也是黑人问题在作为阶级问题时的根本性因素；但是，没有种族主义因素，黑人问题将随即转化为没有种族特性的人权问题、贫民或劳工之类的问题，黑人的社会分层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和竞争能力。不幸的是，黑人问题毕竟首先是一个种族问题。另一种需考虑的因素是，种族主义本身就是制造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原动力之一；没有种族主义，黑人不会永远固定在社会底部的“位置”，而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也不会使黑人成为被压迫的无权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在黑人问题中，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两种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于它如何固化种族主义并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也许黑人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难以剔除掉种族因素。研究黑人问题的着眼点，因而应该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大框架中，分析造成黑人地位特殊化的种族因素及其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致力的方向。
除了从白人意识中发散而出的种族主义以外，美国白人头脑中还有一种以民主信仰为核心的理想意识。它源于与天恩盟约思想相联系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意识，后来又增加了同等重要的理智体系，特别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结果便是对一系列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等“至高法”的崇尚和信仰。这种追求至善至美，寻求解脱和赎救的向善性倾向，在美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占有中心位置，构成了美国道德体系的基石，追求自由、平等等一系列普遍性的美国信条，实际上是这种向善性的自然衍伸。基于这种道德信仰，美国白人从一开始便探索自己的理想王国，在经历一系列冲突之后，逐渐形成现代民主的雏形。韦伯说：“主张灵魂得救的宗教与它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4] ，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概括出美国人的信仰特征。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之中，有关种族问题的冲突便是主要的焦点之一。其中，因白人意识对这种使命意识和理想意识发生渗透、影响或扭曲的程度和方向不同，造成了种族问题上白人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奴隶问题的存在，形成白人的道德分野。在重建时期，北方以强制的方式推行种族新民主，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激烈表现形式。白人的理想意识，构成了这种种族新民主的精神推动力，而白人意识的存在则制约着这种新民主的贯彻程度。其结果，黑人的存在成为美国民主信仰真诚性程度的一个试金石，正如艾伦·L. 洛克所说的那样：“自 1863年解放以来，黑人地位的缓慢的、持续不断的提高，为新的自由充当着一个基本的支点，为美国民主提供着一个更大的基础。从奴隶到自由、到公民权、到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增长，到可接受的邻居和同胞，这种黑人的进步，生动昭示着民主的积极的和动力的特征。”[5] 。白人的文化框架不仅构成了黑人问题解决的依托和根据，在此之中黑人既追求其普遍理想，也可追求其独特性的意义，而且黑人问题的解决开端，也是白人冲突的副产品。从黑人问题解决的外部原动力出自于白人的道德评价和同情力量的角度来看，重建首先是个白人的重建，其次才是黑人的重建。黑人的自身努力并不是不重要，但其首要的重要性在于迫使白人完成其自身理想主义承诺方面。鉴于重建的外部原动力主要来自白人一边，我们还可以有趣地看到，白人的分裂往往为黑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机会，而随着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接近一致，黑人问题又被掩盖起来。然而解决黑人问题，恐怕又需要白人在新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层次上的种族一致。
在强调道德推动力和道德冲突的同时，当然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更大的推动力，即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道德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静态实体，它与现实的利害关系密切联系。现实的利益整合着道德生态群落的自然分布和流动，并使现实利益的冲突呈现道德冲突的外观，如重建，形成道德冲突的政党分野和地区分野。需指出的是，道德分歧并非如人所说的那样，属于无关宏旨的装饰物；相反，它切实构成总冲突的一部分，有其自身运行的独特规律，它有时甚至可上升至舞台的中心位置。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改革者们的动机是否虚伪问题。虽然他们重视现实利益，甚至掩盖其真实的目的，但信奉者不必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因信仰的自由性已给他们提供了良心一致的充分机会；而且与现实利益相一致的信仰，可以使他确信，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或符合大众利益; 不少人还能超越自我利益的藩篱，进入道德领域的忘我境界。这是在考察共和党的民权动力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即使是白人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也往往以为自己捍卫的是“高尚的道德准则”。
在这种白人意识与理想意识冲突的框架之中，重建取得了它的一些持久性政治遗产。虽然它在改造白人的种族主义方面不太成功，但它毕竟标志着开始了向以种族征服为目标的种族主义宣战的时代，并为这种种族主义设定了法律的障碍。种族歧视不得不绕过这些障碍物，实行迂回的方式。即使是隔离的法律化过程，也不得不贴上“隔离但平等”的标签; 在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之时，不得不强调这种行动并非出自“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役地位”，而是出于对愚昧和不负责任的反对。联邦主义不仅约束了重建的激进程度，在掸去奴隶制问题所布满在宪法自由含义之上那层尘埃之后，新联邦主义同样约束了种族主义的极端化。事实上，种族主义的进攻，从反面验证了它已处于色厉内荏的地步，种族征服的防线已不再固若金汤。种族新民主的法律框架确立了自我的认同不能侵犯他人权利的原则，毕竟使白人意识有所限制。当人们屡屡强调不以种族区别作为剥夺黑人权利的依据之时，很难说白人的态度不会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有所变动。当黑人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发起新的民权攻势之时，他们的行动所依赖的，也就是重建所留下的种族新民主的法律外壳。重建毕竟为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支点。“第二次重建”继承重建的未竟事业，使这个被种族主义蛀空的新民主又空前地丰满起来。
从经济上来说，重建试图打破种植园主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力垄断，将黑人置于一个开放性的、无身份差别的自由劳工市场的框架之内，使劳资双方处于一种合作性的契约关系之中，并努力使二者处于竞争的同一条起跑线上。除此之外，重建所做十分有限，它不仅听任土地所有结构维持原样，而且在经济权力中又增加了另一种商业强制力量，即信用垄断。如果说这些问题也是白人贫民所面临的问题的话，那么竭力控制劳工市场、削弱其竞争力的超法律强制，则使黑人的不幸命运雪上加霜，并使其丧失上升的动力。面对这种对黑人的强制力量，重建却是软弱无力。这样，在建立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体制方面，重建同样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不过，它至少使新的体制开始启动，并使南方进一步纳入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之中，从而使南方的落后体制处于内外部力量的持续冲击之中，为奠定黑人事业成功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最初的条件。
在种族关系问题上，重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应当如何对待另一个被统治种族的问题。不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绝对胜利和权力征服，而是试图引人种族正义和普遍性行为规范，将白人和黑人置于一种双向对话的位置上，即承认后者参与主流社会的基本权利，无论他们自身作为一个种族来说是如何的“幼稚”; 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和谐”，而是试图在种族关系中引入正义原则，使之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点之上，在发展和变革中求取稳定和平衡; 不是试图扑灭和围堵任何紧张关系的存在，因为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也不切实际，即使在奴隶制下，潜在的紧张关系也从未消失，而是试图将这种摩擦纳入一个法律性的渲泻机制之中，使之成为一种可预期的合理性对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黑人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权问题。重建的“激进”之处不在于这些目标的激进，至多只在于实施它们的速度。原因在于，重建没有在白人接受黑人作为政治游戏对手的地位之前匆匆出台。然而没有这种特殊形势下的变革，白人又怎样才能接受黑人的竞争地位? 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种族主义使黑人问题的解决陷入了一个无头无绪、永无止境的僵局之中。不提高黑人的地位，种族正义和种族间普遍性行为规范就是一句空话，现实和民主的普遍内涵就会陷入矛盾的境地，也无法清除种族间的战争状态，理顺种族关系；而承认黑人的对手地位，则可能刺激种族对抗的加剧，甚至使民主本身遭到威胁。在种族主义尚在肆虐的背景下，试图求得公正与和谐之间的契合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重建值得惊叹之处，不在于它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它所达到的道德高度本身。在试图打破这个黑人问题僵局的英雄主义尝试之中，一个追求大同世界的形象呈现和传达给世人。这种精神气质不仅仅是有助于解决黑人问题，更是白人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不竭源泉，也是白人文明所能达到程度的一个指针。
如果说白人构成了黑人问题的主要根源和担当着解决的主要责任的话，黑人也有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灵魂重建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事实上，黑人本身的觉醒和责任构成了黑人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在奴隶制的压制下，黑人很自然把体罚、痛苦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没有形成自觉的劳动习惯，也没有任何学习、劳动技能、发展和自立的机会，其道德的双重性和怠工的习惯也是这一制度留下的恶果之一。这些缺陷，不仅构成奴隶制度的一部分特征，也带有黑人在反抗这个制度过程中所留下的烙印。当他们刚刚迈出自由的门槛的时候，历史上为反抗奴隶制而形成的破坏性活动和不良习惯的惯性力量仍在起作用。这种破坏活动和不良习惯被白人有意识地夸大，并被种族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弹药来攻击黑人。在批评白人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甚至作为征服黑人的理由的同时，不能忘记黑人本身所需的把那种在奴隶制下养成的破坏习惯加以转换的能力和自制意志。在争取白人同情力量的同时，黑人自身面临着巨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任务。特别是当黑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以后，黑人问题的主要责任便主要落在自己身上；因为黑人已被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可能存在过去的负面后果，其表现如何应主要归因于自己。这种自身素质的重建并不能以种族主义存在为借口而加以回避。
另一方面，应当承认重建在促进黑人自身的进步方面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考虑到当时黑人本身的力量有限，觉悟程度又远远不够，他们在重建中所取得的成果确实十分可观。他们能够起诉和被诉，法律的正当程序受到保护，而且取得了选举权。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的选举权被逐渐剥夺，但他们毕竟有机会问津选举并从自身的政治参与中积累了经验，造就了自己的领导力量，并表现出相当敏锐的政治理解能力。黑人领导者从整体上来说观点温和，态度谦逊。正如沃顿所评价的那样：“从全局来看，密西西比在1870和1876年间的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不是个糟糕的政府”[6] 。与政治参与相比，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重要，更为持久。公共教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自由支配自身劳动的权利方面，享受自身劳动成果方面，他们也享有了更大的空间。黑人所置身的劳工体制已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种被统治者个人绝对支配的局面。他们还在家庭、教会等社会性机构中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些成果都便于黑人逐渐积累自己的力量。尽管重建在解决黑人的政治和经济依附方面远远不够，即使在重建高潮之际，黑人仍然充当白人的从属性角色，肤色本身便是阻碍着他们取得更大成功的一个瓶颈，但重建毕竟代表着向这种严酷现实进行挑战的开端。从长远来说，黑人的觉醒构成了黑人问题解决的根本性内因。
这样，黑人问题就表现出它的极其复杂的特点。在重建期间，它还与其它问题，诸如精英主义与多数统治的优先性问题，多数统治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强制推进民权与维护民主程序的矛盾性问题，联邦主义架构问题，等等，互相纠葛在一起，难怪重建政策引起如此强烈的争议。正是由于这种特点，重建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黑人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南部重建的经验告诉我们，黑人问题的解决大体上可以通过两个基本方案：
一、实力威慑方案，且称之为硬性方案。在一个以贪婪和扩张为特点的现代性尚得不到超越的社会里，只要种族主义持续存在，只要白人意识中仍掺杂着征服欲望并付诸行动，黑人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有强大的力量做后盾，借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说话要温和，不过手中要拿着大棒”。这样，积聚黑人在政治、经济和道义等方面的力量，争取同情力量，便是一项基本的、长期的工作。黑人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和捍卫应有的权利（不是特权，不是照顾性方案），开展步步为营、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不应放过任何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的机会，不能静等救世主的降临，而要着眼于强化亚文化的适应和转换能力，培养多种健康力量。在这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话有一定的启发性：“黑人权力的概念是建筑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在一个集团能够参与开放性社会之前，它必须首先团结一致。这里我们指的是，在多元社会里，一个集团必须团结一致，才能从实力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以有效地进行活动”[7] 。不过这种权力的定义应更宽泛，被歧视集团的团结力量与白人力量之间的均势，不一定非得是二者持平，而是须有一个正义的界限；这样，其权力的运用亦须有条警戒线，即如果种族主义消失，或者在排除种族征服意识之后，白人意识的存在并不构成具体问题的障碍，黑人问题应作为非种族问题来看待。像平民党所提倡的利益调节论，作为一种行动的起点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追求合理性目标的情况下，黑人力量的运用应特别注意反向种族主义; 否则，便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附带地说，力量的积聚不仅是讨价还价的的前提，事业的成功本身即是改变社会偏见的最有效的溶剂[8] 。
二、道德改造方案，且称之为软性方案。白人需要摆脱自身内在的恐惧，减少猜忌和仇恨，与黑人同享“免于恐惧的自由”，并增强其道德自制，理解表面的善与真正的善之间、暂时的善与长远的善之间的区别，在种族关系中引入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黄金法则，培养主流文化的宽容精神，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至少不能让白人意识导向对他人正当权利的剥夺; 对于黑人来说，重要的是培养自尊自强精神，克服自卑情结，加强内在的道德自制，塑造一个健康的黑人灵魂，提高自身素质，改造自身形象，并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和奉献。这不是说两个种族都要放弃自身的种族意识，这种想法不仅有悖于人性，而且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对种族主义存在的过份敏感，已成为当今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频繁接触的社会里，不是要消除各种族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区别，而是要培养和保护各自的健康的种族意识。惟一合理的方法，就是培养互相宽容的新种族意识。杜波依斯说得好：“我相信，应该对种族及血统有自豪感; 对自己的自豪感是如此之深，以致不屑对他人做出不公正的事; 对血统的自豪感是如此之大，以致不会轻视任何人的祖先; 对血统的自豪感是如此豪迈，以致既不会侮辱弱者又不会乞求于强者”[9] 。
两个方案相比较，软性方案是一个高层次的方案，只有在黑人的各种权利得到一定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施。一旦给予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并被白人所认可，种族征服状态便有可能转化为“合理统治”甚至“共治”状态，黑人问题的性质便发生软化，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权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此后，软性方案的重要性便突出出来。它一旦得到实施，就能消除黑人和白人各自存在的问题，在种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又不以牺牲任何一方为代价，从而达到种族和解，黑人问题的根本性症结也就迎刃而解，两个种族就可在多元的架构之内不断地对话，携手并进。诚然，尽管软化后的黑人问题毒性较小，但它的彻底解决要比授予民权复杂和困难得多。惟其如是，谨以《圣经》中的一句箴言予以良好的祝愿：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10]
[1] . Otto H. Olsen, Carpetbagger’s Crusade: The Life of Albion Winegar Tourgée, Baltimore, 1965. 1965. p. 312.
[2]. Ulrich B. Phillips, “The Central Theme of Souther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28, pp. 30-43.
[3]. Barbara J. Fields, “Th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quoted from Kousser and Mcpherson, op. cit., p. 143.
[4]. 唐·麦克雷：《韦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5]. Alain L. Locke, “ The Negro: A Proud Collaborator in the Advance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 Baldwin, op. cit., p. 58.
[6]. Woodword, The Burden of Southern History, p. 102.
[7]. 卡迈克尔：《黑人权力：美国解放的政治》，纽约1967年版，第44页，转引自罗伯特·L．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中》，上海人民出版1976年版，第54页。
[8]. 关于黑人政治斗争策略，可参见Harry Holloway, “Negro Political Strategy: Coalition or Independent Power Politics,” in Noval D. Glenn and Charles M. Bonjean, eds., Blacks in United States, San Francisco, 1969. pp. 383-396.
[9]. 艾伦，前引书，第107页。
[10]. 《圣经全书·阿摩司书》第五章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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