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居不易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了北美的霸权，同时也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 制与掠夺。按照英国航海法的规定，殖民地货物须输往英国及其殖民地； 美洲殖民地所购欧洲货物，须由英国中转，由英船运输；各殖民地间贸易须交关税；各殖民地制成品如同英国货物发生竞争，则须受限制乃至禁止，华盛顿在多种场合曾抱怨其烟草须销往英国，且被英国代理商以极低价格出售。他认为在重量和保险税方面课税太重，而英货又质次价高，样式落后，都是“我们祖父用过的式样”。他不得不削减了烟草生产，让其奴隶生产一些商品，表现出对重商主义限制措施的愤愤不平。
但对华盛顿打击最大的是西部土地的丧失。本来，在英法交战时，英国鼓励在俄亥俄地区垦殖，以作为从法国人手中获取土地的筹码。丁威迪曾于1754年答应给边防军提供20万英亩土地，华盛顿对其很感兴趣。到1773年7月时，他已在沿俄亥俄附近搞到了2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经济利益与西部密切联系起来。然而坏消息终于从天而降。1774年，英国颁布了魁北克条例，其中规定：英国将弗吉尼亚与它声称拥有的俄亥俄北部分开来，并将其并入魁北克皇家省。这个行动触动了华盛顿的切身利益。次年5月，弗吉尼亚总督约翰·马瑞取消了华盛顿对那里的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华盛顿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就丧失殆尽。
华盛顿自身的命运和北美的政治风云是息息相关的。华盛顿的遭遇也使他对英国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他自称的“良臣顺民”发展到走上反英的道路，二者真是相差甚远!
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出版的一切印刷品都须贴上半便士到20先令的印花税。这不仅侵犯了殖民地议会的立法权，也使各阶层都遭到盘剥。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印花税斗争。他们组织了“自由之子”社，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砸毁税务局，焚烧印花税票。与当时激进民主派相比，华盛顿的态度是稳健的、温和的，他心里虽反对印花税，但对骚乱又感不安；对英国既有不满，又不愿割舍同英国的联系。而英国一计不成，又生新招，于1767年11月推出“汤森法案”，规定英国向北美输出的商品须交纳重税；波士顿海关直属财政部；解散纽约议会。殖民地又骚动起来。华盛顿也发誓不买这些东西，“只有纸例外”，其思想正向积极方面转化。在给梅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敌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武器……应该是最好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北美的革命风暴已迫近了，并准备着为祖国服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支持抵制英货计划。
形势果然越来越紧迫。1770年3月5日，英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射击，酿成了“波士顿惨案”。为了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了除茶叶税以外的全部汤森税。但觉醒的北美人民又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回敬，以表明对英国企图保留的“一丁点儿”的征税权的反抗。这又引发了英国的大规模报复。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五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有：封锁波土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取消殖民地的司法权；俄亥俄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土地都归魁北克。其中的魁北克条例使华盛顿的大片土地化为乌有。这五项法令不仅没有压服殖民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一盘散沙的各殖民地反英运动聚合一起，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华盛顿也沉不住气了，开始慷慨陈词，愤怒谴责英国在北美推行的暴政，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他与亲英的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被这个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垮了。在弗吉尼亚议会上，他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发誓：“我要自己出钱，带领1000名战士，带头前去援助波士顿！”他的这一壮举，使与会代表感动不已，并因此推选他为弗吉尼亚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七位代表之一。
临危受命大将风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集中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人把它说成是“自从希腊罗马以来，最有道德的时代中的一次最享盛誉的政治家的集会”。华盛顿乘此机会，广泛结识各方有识之士，使代表们加深了对他的良好印象。帕特里克·亨利认为他是会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其思想和这次大陆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大会主要搞了个请愿书，而他也认为首先争取的不是独立，殖民地“馨香祷祝的是获得自由，以恢复在宪法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避免内部纷争引起的一切恐怖”，如果大不列颠把事做得太绝，殖民地将被迫不惜以武力反抗，“洒更多的血”。
大陆会议结束后，华盛顿便投入到招兵买马、训练民团的紧张工作中，弗农山庄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里。“我们的战刀既已出鞘，就决不能让敌人耻笑!”
长期积聚的干柴终于碰到了火星。1775年4月19日，英军与殖民地民团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了武装冲突，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武装抗英斗争全面展开。在枪炮声的伴奏之中，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的独立宫召开。华盛顿身着戎装，参加了会议。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也参加了会议，给大会增色不少。大会明确提出了联合行动的目标，并且成立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下令成立大陆军，征集兵员，筹集军火，发行钞票等等。这样，大陆军总司令的人选问题便出现了。
当时的情况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对此抱有企望；康涅狄格的普特南也是适当人选，只是年龄偏大，已57岁；弗吉尼亚的查尔斯·李出身于英国正规部队，知名度远远超过华盛顿；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上已进了军事委员会。在会议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是马萨诸塞的领袖人物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他们都认为，司令最好由弗吉尼亚人来出任，这对于搞好南北关系有利，而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殖民地，影响也很大。他们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在会上，约翰·亚当斯起来发言。他先是列举了这个重要人选的严格条件，接着又声情并茂地说，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在其他地方，就在大家当中。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的才能和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他就是弗吉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汉考克一听，“脸色骤变”，而华盛顿赶忙退到图书室中，沉思半晌。这个提议得到普遍赞成。
在这次人选问题上，华盛顿并没有主动谋求这个近在眼前的职位，他是以其威望、人品等个人条件及形势得到这项殊荣的。当时大陆会议内部比较复杂。以萨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里查德·亨利·杰伊为首的主战派，赞同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联法抗英，宣布独立，必要时以商业利益争取法国援助；温和派以本杰明·哈里森和罗伯特·莫里斯为代表，希望强有力的战争行动能迫使英国退让，达成一个有利于北美的协议，独立只是作为最后的杀手锏；第三派为调和派，以约翰·迪金森为主，主张实行防御措施，并希望在英格兰的亲美派能帮忙讲和，能保障北美的征税权就相当不错了，不大情愿脱离英帝国。华盛顿同意主战派和温和派关于使用进攻性行动的观点，故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而调和派和温和派都是财主，他们都相信本是大种植园主的华盛顿大权在握后，不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剥夺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品德高尚的华盛顿成了一个能在精神上将他们统率到一起的人物。他因此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
事情有点出乎华盛顿的意外。在发言时，他一再表示自己“难以胜任”，但为了祖国利益，仍愿意“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他还表示不接受任何薪饷，不想“从中牟利”。对于这个殊荣，一般人也许会欣喜若狂，但他却没有任何惊喜反应。相反，他的心情却是相当复杂，既有对未来的忧虑，也有对家庭的眷恋。这种矛盾心情可从他给妻子的告别信中看出：“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意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是，尽管有犹豫和彷徨，他还是以北美人民的自由事业为主，当仁不让、毫不推卸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他立下遗嘱，交给了妻子，“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接到委任状的第二天，他便策马奔向前线。对于华盛顿的这个行动，约翰·亚当斯赞曰：“……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
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了北美的霸权，同时也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控 制与掠夺。按照英国航海法的规定，殖民地货物须输往英国及其殖民地； 美洲殖民地所购欧洲货物，须由英国中转，由英船运输；各殖民地间贸易须交关税；各殖民地制成品如同英国货物发生竞争，则须受限制乃至禁止，华盛顿在多种场合曾抱怨其烟草须销往英国，且被英国代理商以极低价格出售。他认为在重量和保险税方面课税太重，而英货又质次价高，样式落后，都是“我们祖父用过的式样”。他不得不削减了烟草生产，让其奴隶生产一些商品，表现出对重商主义限制措施的愤愤不平。
但对华盛顿打击最大的是西部土地的丧失。本来，在英法交战时，英国鼓励在俄亥俄地区垦殖，以作为从法国人手中获取土地的筹码。丁威迪曾于1754年答应给边防军提供20万英亩土地，华盛顿对其很感兴趣。到1773年7月时，他已在沿俄亥俄附近搞到了2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经济利益与西部密切联系起来。然而坏消息终于从天而降。1774年，英国颁布了魁北克条例，其中规定：英国将弗吉尼亚与它声称拥有的俄亥俄北部分开来，并将其并入魁北克皇家省。这个行动触动了华盛顿的切身利益。次年5月，弗吉尼亚总督约翰·马瑞取消了华盛顿对那里的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华盛顿在七年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就丧失殆尽。
华盛顿自身的命运和北美的政治风云是息息相关的。华盛顿的遭遇也使他对英国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他自称的“良臣顺民”发展到走上反英的道路，二者真是相差甚远!
1765年，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出版的一切印刷品都须贴上半便士到20先令的印花税。这不仅侵犯了殖民地议会的立法权，也使各阶层都遭到盘剥。殖民地人民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印花税斗争。他们组织了“自由之子”社，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砸毁税务局，焚烧印花税票。与当时激进民主派相比，华盛顿的态度是稳健的、温和的，他心里虽反对印花税，但对骚乱又感不安；对英国既有不满，又不愿割舍同英国的联系。而英国一计不成，又生新招，于1767年11月推出“汤森法案”，规定英国向北美输出的商品须交纳重税；波士顿海关直属财政部；解散纽约议会。殖民地又骚动起来。华盛顿也发誓不买这些东西，“只有纸例外”，其思想正向积极方面转化。在给梅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敌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武器……应该是最好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北美的革命风暴已迫近了，并准备着为祖国服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支持抵制英货计划。
形势果然越来越紧迫。1770年3月5日，英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射击，酿成了“波士顿惨案”。为了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了除茶叶税以外的全部汤森税。但觉醒的北美人民又以“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回敬，以表明对英国企图保留的“一丁点儿”的征税权的反抗。这又引发了英国的大规模报复。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五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有：封锁波土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取消殖民地的司法权；俄亥俄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土地都归魁北克。其中的魁北克条例使华盛顿的大片土地化为乌有。这五项法令不仅没有压服殖民地，反而激化了矛盾，使一盘散沙的各殖民地反英运动聚合一起，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华盛顿也沉不住气了，开始慷慨陈词，愤怒谴责英国在北美推行的暴政，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他与亲英的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被这个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垮了。在弗吉尼亚议会上，他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发誓：“我要自己出钱，带领1000名战士，带头前去援助波士顿！”他的这一壮举，使与会代表感动不已，并因此推选他为弗吉尼亚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七位代表之一。
临危受命大将风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集中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人把它说成是“自从希腊罗马以来，最有道德的时代中的一次最享盛誉的政治家的集会”。华盛顿乘此机会，广泛结识各方有识之士，使代表们加深了对他的良好印象。帕特里克·亨利认为他是会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其思想和这次大陆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大会主要搞了个请愿书，而他也认为首先争取的不是独立，殖民地“馨香祷祝的是获得自由，以恢复在宪法基础上的和平与安全，避免内部纷争引起的一切恐怖”，如果大不列颠把事做得太绝，殖民地将被迫不惜以武力反抗，“洒更多的血”。
大陆会议结束后，华盛顿便投入到招兵买马、训练民团的紧张工作中，弗农山庄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里。“我们的战刀既已出鞘，就决不能让敌人耻笑!”
长期积聚的干柴终于碰到了火星。1775年4月19日，英军与殖民地民团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发生了武装冲突，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武装抗英斗争全面展开。在枪炮声的伴奏之中，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的独立宫召开。华盛顿身着戎装，参加了会议。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也参加了会议，给大会增色不少。大会明确提出了联合行动的目标，并且成立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下令成立大陆军，征集兵员，筹集军火，发行钞票等等。这样，大陆军总司令的人选问题便出现了。
当时的情况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对此抱有企望；康涅狄格的普特南也是适当人选，只是年龄偏大，已57岁；弗吉尼亚的查尔斯·李出身于英国正规部队，知名度远远超过华盛顿；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上已进了军事委员会。在会议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是马萨诸塞的领袖人物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他们都认为，司令最好由弗吉尼亚人来出任，这对于搞好南北关系有利，而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殖民地，影响也很大。他们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在会上，约翰·亚当斯起来发言。他先是列举了这个重要人选的严格条件，接着又声情并茂地说，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在其他地方，就在大家当中。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的才能和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他就是弗吉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汉考克一听，“脸色骤变”，而华盛顿赶忙退到图书室中，沉思半晌。这个提议得到普遍赞成。
在这次人选问题上，华盛顿并没有主动谋求这个近在眼前的职位，他是以其威望、人品等个人条件及形势得到这项殊荣的。当时大陆会议内部比较复杂。以萨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里查德·亨利·杰伊为首的主战派，赞同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联法抗英，宣布独立，必要时以商业利益争取法国援助；温和派以本杰明·哈里森和罗伯特·莫里斯为代表，希望强有力的战争行动能迫使英国退让，达成一个有利于北美的协议，独立只是作为最后的杀手锏；第三派为调和派，以约翰·迪金森为主，主张实行防御措施，并希望在英格兰的亲美派能帮忙讲和，能保障北美的征税权就相当不错了，不大情愿脱离英帝国。华盛顿同意主战派和温和派关于使用进攻性行动的观点，故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而调和派和温和派都是财主，他们都相信本是大种植园主的华盛顿大权在握后，不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剥夺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品德高尚的华盛顿成了一个能在精神上将他们统率到一起的人物。他因此获得了无异议的通过。
事情有点出乎华盛顿的意外。在发言时，他一再表示自己“难以胜任”，但为了祖国利益，仍愿意“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他还表示不接受任何薪饷，不想“从中牟利”。对于这个殊荣，一般人也许会欣喜若狂，但他却没有任何惊喜反应。相反，他的心情却是相当复杂，既有对未来的忧虑，也有对家庭的眷恋。这种矛盾心情可从他给妻子的告别信中看出：“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意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是，尽管有犹豫和彷徨，他还是以北美人民的自由事业为主，当仁不让、毫不推卸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他立下遗嘱，交给了妻子，“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接到委任状的第二天，他便策马奔向前线。对于华盛顿的这个行动，约翰·亚当斯赞曰：“……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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