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围波士顿之时，也是华盛顿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之时。他从开始认定的为“自由”而战，已发展到为殖民地的独立而战。1775年8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有关叛乱的皇家令，给华盛顿扣上“叛乱”的帽子，威胁将对他处以“应该的刑罚”。华盛顿当然不认为他是叛乱分子。在他给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的信中，他要求被俘的北美官兵应被视作战俘，而不应该视为罪犯，因罪犯一词是与叛乱行动相连的。华盛顿以此宣布了这场冲突的实质乃两个分离的政权之间的战争，他将英国与联合殖民地放在了同等的位置。由此可见，华盛顿的独立思想萌发得是比较早的。10月份时，他已得出结论，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殖民地必须宣布独立。在围困波士顿的同时，他还派兵在8—12月间向加拿大发动了一次远征，邀请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加入到13个殖民地行列，以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邦”。这也是他将北美视为一体的表现。11月初，为肃清隐患，华盛顿还发起了一场逮捕、拘留托利党的运动。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是英王室的代理人，所以这个行动更触犯了大英帝国的尊严。他还向法国开放北美港口，鼓动各地实施意味着独立的其他措施，这都说明了他已站在时代前列。到1776年2月10日，华盛顿更明确表明了他的独立立场，“我们已决心与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国家一刀两断。”从以上过程来看，华盛顿独立思想及其实践方面不比任何人差。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776年7月4日得到肯定，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联合殖民地与大英帝国脱离关系。
《独立宣言》发表后没几天，英军舰队便源源向纽约开来，总兵力达34000人。来势凶猛。华盛顿早就估计到这一点，故在4月份即进驻目的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尽管如此，大陆军还是犯了兵家之忌。大陆军将一半的队伍，约8000人部署在长岛的布鲁克林高地上。在许多将领的眼里，布鲁克林高地如同波士顿的多切斯特高地，守住它就可万无一失。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失策的。军队集中在此，目标暴露，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东河的英舰可毫不费力地切断他们的退路，围困时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8月22日晨，英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压倒优势前后夹击，大陆军寡不敌众，损失严重，死200人，近1000人被俘。庆幸的是，29日，长岛大雾迷漫，华盛顿乘机冒险突围，终于死里逃生。
对长岛惨败，华盛顿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向大陆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避免总攻行动，或者去冒风险，除非是不得已。即使是不得不冒风险，我们也绝不能被牵制进去。”随后的几年中，他面对占优势的英军，采取的都是避其锋芒，在退却中夹杂着出奇不意的进攻这种稳妥战略。他还不断地呼吁大陆会议建立常备军，以避免军队的“瓦解”。这种颇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出自他从鲜血中得来的惨痛教训。
继长岛之败，华盛顿又接着经历了一系列较小的失败：基普斯湾，9月15日；哈勒姆高地，9月16日；白原，10月28日；华盛顿堡，11月16日。失败原因有多种，但华盛顿的权力受大陆会议制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战争初期，大陆会议害怕一个强有力的将军会建立军事独裁，故保留了最高的权威。华盛顿虽强调军队须拥有必要的自由，但也同意军权受制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在军事行动中顺从大陆会议的指令，即使与其军事判断不同亦如此。长岛之败，在某种程度上即跟大陆会议要求固守纽约酌命令有关，这说明军事自由还不够。9月10日，大陆会议开了绿灯，决定由华盛顿全权处理纽约问题。随后华盛顿便决定实施防御战略，撤出纽约，这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个别将领仍消极行事。鉴于事态的恶化，12月12日，大陆会议又再次作出决定，授予华盛顿指挥战争的全权。对此，华盛顿认为非常有必要，“急症要求用急药，我也愿真诚地宣布，我毫无追逐权力的欲望”。尽管有了全权，华盛顿还是对大陆会议保持了最高的尊敬。在紧急状态下，他行使自己的权威，但仍报告大陆会议，若大陆会议不赞同，下次他便不再重复；如果大陆会议不置可否，对他来说即意味着默认。华盛顿采取行动时非常谨慎，与大陆会议的关系一直没发生大的冲突。
纽约受挫以后，华盛顿挥师西撤，退入新泽西。英军尾随而至。大陆军刚刚渡过特拉华河，英军也到达了东岸。由于华盛顿带走了所有的渡船，故使英军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大陆军走出他们的视野。此时大陆军疲惫不堪，人数锐减，许多人开了小差，到12月只剩下5000人了，大多数人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在革命事业危急关头，华盛顿两次出其不意的奇袭，使大陆军官兵精神为之一振，挽救了颓局。
就在英军等待河水封冻以便渡河之时，在12月25日的暴风之夜，华盛顿率部重新渡过冰块翻滚的特拉华河，给驻扎在特伦顿的麻痹大意的英军来了个漂亮的回马枪，击毙敌人22人，俘虏948人，而大陆军只死了两人，伤5人。部队稍事休整以后，1777年1月3日，又立即长途急行军，对普林斯顿的比较疲弱的英军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突袭，毙敌百人以上，俘获300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将英军阻止在纽约附近，使华盛顿在新泽西中部站稳了脚跟。这两次战役，也是华盛顿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胜利，他的名字从此之后威震欧美，并巩固了他在北美的政治、军事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胜利之后，华盛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边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一边研究敌军的动向。华盛顿揣测英军可能由纽约出发从陆路攻打费城，但英军却利用他们的海军优势，绕过华盛顿的防区，在费城以南登陆，期望占领费城并摧毁华盛顿军。华盛顿摸不清敌人的意图，结果9月11日在布兰得温河被英军一举突破，损失1100人，英军也死伤六百余人。这样，通向费城的大门被打开了，威廉·豪将军挥师进占费城。10月4日，华盛顿又向驻在费城附近的日尔曼顿的英军再来一次“特伦顿”式的奇袭。开始时英军阵脚大乱，但因大雾迷漫，敌我难分，引起误射，英军乘机反攻，大陆军被迫撤退。这次血战，使英军损失535人，大陆军死673人。这两次战役，虽然损失很大，但大陆军在进攻中显示出了令人生畏的作战能力。华盛顿牵制住了英军主力，使其龟缩费城，不能抽身支援北方身陷重围的柏高英将军。结果是华盛顿的副将盖茨将军施展威风，迫使柏高英五千余众于lO月份在萨拉托加向大陆军缴械投降。因而，华盛顿在客观上支援了萨拉托加大捷。他对这次战役还有另一贡献，即他于1775年9月向加拿大派遣远征军的计划。虽然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它使大陆军能够接近纽约北部，特别是张伯伦湖，这使得柏高英在那里遇到了层层障碍，贻误了战机。
萨拉托加大捷使美国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此事又节外生枝。盖茨将军的辉煌战绩，使得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显得黯然失色。在军界和政界的高级领导人中，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批人秘密商议，企图以盖茨取代华盛顿。这件事沸沸扬扬，虽然没有得逞，但搅得华盛顿非常烦恼，心神不宁。与此同时，驻扎在伏吉谷过冬的华盛顿部队也面临窘境。几千名士兵在寒风呼啸、条件极端恶劣的山谷中饱受饥饿冻馁之苦。几年后华盛顿还这样回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尚未失传的历史书籍中，找不出一支军队像我们这支部队遭受着这种闻所未闻的艰苦环境。……那些士兵，衣不蔽体，夜无毡毯，没有鞋子，赤脚行军，从他们脚上滴下的血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粮食，他们穿过云雾，踏过积雪……”面对这种困境，华盛顿一方面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发动随军牧师做士兵的思想工作，亲自深入士兵之间宣传鼓动，还散发潘恩的《美国危机》小册子，以坚定他们的爱国信念。他还聘请普鲁士军事专家施托伊本男爵进行训练。经过这番整顿，饱受磨难的华盛顿部队已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的劲旅。华盛顿和他的部下和衷共济，团结一致，渡过了又一场危机。华盛顿在此期间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1778年春，北美革命事业露出了曙光。在经过了一阵观察、犹豫之后，特别是听到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后，法国决定公开与北美结盟，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北美，同时派出远征舰队。英国的另一个敌人西班牙也于6月21日向英国宣战。北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费城的英军担心被围，于6月18日匆忙率部撤走，越过新泽西，向纽约方向进发。华盛顿乘机攻击英军，追至蒙默思，但他的副手查尔斯·李将军恃能自傲，不服从命令，因而功亏一篑。华盛顿原来命令向敌军进攻，由于李将军指挥混乱，最后只好撤退。为此，华盛顿气得火冒三丈。军事法庭判李有罪，中止其指挥权一年。
从1778年夏到1781年夏，华盛顿与英军处于拉锯式的对峙状态之中。但对华盛顿来说，这又是几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南部重镇查尔斯顿失陷，盖茨同康华里在坎登的决战失利，南线连连失败；大陆会议四分五裂；萨拉托加战役的猛将阿诺德将军叛逃；军中怨声载道，缺吃少穿，兵变再起。华盛顿抱怨：“简而言之，这场战争既没有物质的保障，也没有组织的保障，而是靠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各式各样的应急措施勉强支撑着。”军队情况非常糟糕，再加上法国援军还没有完全到达，华盛顿不敢发动大举进攻。
决战时机终于盼来了。1780年7月，罗尚博统率6000名法军驻新港，置于华盛顿的统率之下；1781年，德格拉斯也率领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来美，8月30日，开进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范河河口，切断了南部战场上英将康华里与北部战场上英将克林顿的联系。华盛顿一方面制造假象，佯攻纽约，实则声东击西，火速南下，与法军配合。9月8日，美法两军在离约克敦仅12英里的威廉斯堡会合，并以一万七千余人的兵力，将约克敦的英将康华里团团围住。约克敦地处约克河河口，康华里退守约克敦本想伺机从海上逃跑，如今作茧自缚，陆上有美法联军，海上有切萨皮克湾的法国舰队。10月14日，美，法联军发起总攻，康华里招架不住，又逃跑不成，被迫于19日率部下7000人向华盛顿投降。华盛顿赢得了他戎马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胜利。这一胜利决定了美国人民的命运。美国人民欢声雷动，兴高采烈。消息传到英国，诺斯勋爵垂头丧气，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由自主仰天长叹：“上帝呵!一切都完了!”由于约克敦的这次重创，加上六年多的战争导致的厌倦情绪，迫使伦敦的鹰派内阁于1782年3月辞职，成立了一个愿意在美国独立的基础上寻求和平的内阁，并最终于1783年1月20日与北美在巴黎签订了正式和约。：
漫漫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了，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出生入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成功地团结住了一支时刻都有陷入瓦解地步的大陆军，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使北美独立事业的航船避开了触礁的危险。在战略上，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他坚持了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转入进攻战略；在战术上，则以奇袭著称。这些都闪烁着他的军事思想的光辉。
功成身退亦英雄
战争行动虽在约克敦结束了，但军队却滋长了骚动情绪。由于普遍认为和平已胜利在望，部队官兵不愿继续作出新的牺牲，他们对艰苦的条件越来越不满。各州在提供经费方面经常拖延，乃至刚刚成立的松散的邦联政府无所作为，对官兵的薪饷许诺不能兑现，军中粮草匮乏现象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各州在提供兵员定额方面的行动也形同蜗牛爬行，现役军人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整。和平的到来还使部分官兵产生危机感，即一个没有多大权威的邦联政府会轻易地把他们打发回家，从而身无分文地流落社会。军队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强化了他们要求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愿望。当时，因战争胜利，华盛顿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老百姓把他当作神明和救星来崇拜，集中在军界的一批拥护君主政体的势力借此时机蠢蠢欲动，企图将华盛顿推向国王的宝座。
1782年5月，曾在米夫林堡担任过指挥的老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不寻常的长信。此人过去习惯于同华盛顿拉关系，曾热心地为部队的利益请命。这次，他将军队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都归咎于现存政体，指责共和政体与国家的繁荣是不相容的，鼓动华盛顿在陆军支持下夺权，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他分辩说，有人糊涂地将专制和君主制度相联系，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可以先给君主政体的首脑一个温和的称号，“一旦其他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也许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显然，这是一封推举华盛顿作国王的“劝进书”。如果是一个利欲心强的人看了，也许会沾沾自喜，但这同华盛顿的品格水火不容。他一面为尼古拉保密，一面断然拒绝，他正气凛然地告诫尼古拉：“如果你对你的祖国、对你本人和你的子孙还关心的话，或者对我还尊重的话，你应该把这些想法从心中排除净尽，从今以后，无论你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要提出同样性质的意见。”，
l783年春，事态更恶化了。一封未署名的告军官书在私下散发，指责邦联议会和邦联政府只给他们留下了“匮乏、疾病和伤疤”，煽动私自召开军事会议，向邦联议会讨回他们的“公道”。一些军官也发出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华盛顿不跟着干，就由别人取而代之。社会上惯于看风使舵的一些人也乘机活动，希望让邦联政府对军队“加深印象”。一股政治浊流在翻滚。华盛顿惊悉这个消息，决定先发制人。3月15日，华盛顿在军官会议上作了一篇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说，劝告军官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和浴血奋战争取来的自由，尊重邦联议会采取的和平行动解决问题。演说中间，他停顿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在重新戴上时请求原谅，并且感慨地说，在服役当中，他的头发变白了，现在又发现视力也不行了。军宫们非常感动，郑重表示：“美国军队的军官们，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是出于对祖国最纯洁的爱、出于对人类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烈感情而参战的，现在虽有痛苦和危险，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以致玷污他们以鲜血和忠减服务所争得的荣誉和荣耀。”一场风波被平息了。华盛顿对军官们表示非常钦佩：“假如没有这一天，世人决不能看到人性竟达到这种地步。”此后，华盛顿频频向邦联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它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邦联议会终于作出反应，给予官兵五年的全部薪饷。经过反思，华盛顿从这件事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人们不能在事关最重要后果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我们来说，理性便一无所用，言论自由将消失净尽，沉默将卷土重来，就像羔羊之于屠夫。”
华盛顿一方面对君主制表示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邦联政府软弱无能、州权强大的松散状态表示忧虑。他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决定对目前的“危机”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6月8日，他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阐述了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国家福祉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第一，各州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第二，在偿还战争债款和履行契约时，须使公众受到公正待遇；第三，将联邦各地的民兵建立在统一、正规和有效的基础上以保障和平；第四，在人民中倡导亲切气氛，克服地方偏见。华盛顿的这些建议，闪烁着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必要性问题上，后来得到了验证。
1783年10月，邦联议会决定解散大陆军。12月4日，英国舰队从纽约港启航回国；当日，华盛顿在该城弗伦斯饭店辞行，与他亲密的军官和可爱的士兵洒泪挥别。12月23日，华盛顿来到安那波利斯，出席了为他安排的欢送会。华盛顿站起来，开始宣读已准备好的演说词：“我们的祖国已经获得独立，我们的伟大事业终于实现了。我谨向议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同时，请求批准我辞去八年前议会托给我的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然后将委任状交给议会主席。第二天，即圣诞节前夕，华盛顿终于满怀喜悦地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家乡，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他的这种在祖国危急之时挺身而出，大功告成之后又毫无所求、解甲归田的精神，一直为世人大书特书。古罗马英雄辛辛那托斯将军原为农民，后一跃成为执政官，于16天破敌后又隐退。所以英国诗人热情地把华盛顿与辛辛那托斯相提并论，以赞扬他的崇高品德。比起他身前的军事独裁人物克伦威尔及其身后用刺刀从地上捡起皇冠的拿破仑，给予华盛顿这样崇高的褒奖，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经过战争时期的劳顿，回到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如释重负，倍感平静生活的温馨。1784年春，在给拉斐特及其夫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亲爱的侯爵，我最终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公民。在我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的浓荫之下，没有军营的嘈杂声和公共生活中的繁忙的情景，我正以宁静的欢乐自慰。这种快慰，对于一个始终追逐名誉的军人；对于日夜寝食不安地策划阴谋谋取私利，甚至毁灭别国的政治家；……对于经常留意君主的脸色企求博得一个慈爱笑容的朝臣，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的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河流顺流直下，乃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地。”
这样，华盛顿又恢复了他的种植园主生活，只是多了另一番心境。他自己种树、养花、饲马、打猎，甚至养了不少活蹦乱跳的小鹿，经常穿着普通衣服，像农夫那样在田间劳动，继续实验他的轮种方法。华盛顿专心致志地管着他的大庄园。与此同时，弗农山庄也恢复了宾客如云的场面，除了老友前来叙旧，一些仰慕华盛顿的客人也纷至沓来，大批书信也似雪片般地飞至弗农山庄，因而华盛顿还须花费大量时间接待来客，“我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的，我不想改变。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的，凡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前去的人包括不少画家，争相要求为他画像，最后华盛顿不得不应付应付。据说，在作画过程中，开始时他显得很不耐烦，后来勉强听从，最后端坐不动了，“比辕马入套更加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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