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党国印　来源：思想的境界

　英国学者李约瑟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能够支撑她在近代的繁荣，而西欧人却后来居上，成功地发动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由此提出了一个令世人猜不透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谜。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的浩瀚文献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闪耀着引人注目的

光点。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资本主义论丛》，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集中论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给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文明打开了一扇思想窗户。

　　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　　在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冲击。他分析说，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布罗代尔显然不同意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论断，更与我们的传统知识相悖。我们的传统观点是，资产阶级借助强大王权用炮舰征服世界、掠夺世界，方才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布罗代尔主张用“长时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自己的观点。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至于现代国家，它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１７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１６８８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１００年，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看来我们过去的理解错了，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

　　究竟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太强大，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布罗代尔给出两点解释：第一，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创造造成障碍，第二，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和中断知识积累的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

　　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制度的形成不是靠一部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制度是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导致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可以看作人类经济史对制度建设的投资。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就在于强调制度投资的累积性。那么，在历史上是什么因素保障制度投资的连续性呢？布罗代尔给我们揭破了这个秘密————稳定的等级结构保障了制度投资的连续性。

　　布罗代尔揭示了西方社会历史上等级结构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孕育这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它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

　　日本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具有相似性。在这个国家里，商人世家的历史最为长久，诞生于１７世纪的某些世家至今仍然兴旺。在社会比较史上，惟有西方和日本是几乎自动地由封建制向金钱制过渡的社会。日本社会的等级结构稳定，使它幸运地独立于亚洲之外。

　　布罗代尔还剖析了中国历史的特征。中国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似乎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得多。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虽然考试并非绝对没有舞弊，但它在原则上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其门户远比１９世纪的西方大学开得大。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财势过大的家族又常常招致怨恨，并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印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的分析则更深入。他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和文治政府。中国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因为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

　　富绅、贵族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作用？稳定的等级制究竟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过去那样一味鞭挞富人是否具有某种片面性？仔细咀嚼布罗代尔等学者的论述，我们恐怕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

　　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　　人们叹惜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在历史上灰飞烟灭，其实不独中国如此。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１２和１３世纪才复活。中国大约在１４世纪发现了焦炭炼钢，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没有下文。

　　但是，终究技术革命发生在了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历次经济或社会大发展都以技术为支柱，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　

　是什么因素使得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布罗代尔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他发现，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明，多数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１８３０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这个例子使我们看到，正是市场经济的小工业的生命力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这样的运气。钱穆曾指出：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导致对技术需求的垄断，特别是对技术人才的垄断。欧洲的分割造成了竞争，包括了技术竞争。近２０００年前的东汉末年，太学生已多至３万人，但这些学生被朝廷所吸引，怎么会迷恋被朝廷鄙夷的技术发明呢？中国的技术发明于是成为皇权的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