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北望经济学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系列作品中最为有名的一篇论文。该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04年和1905年；韦伯去世之前对之作了重要修订后于1920年汇为一册，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该书发表以来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是一篇篇幅较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韦伯要研究的是，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或者说是随便怎样可以说明的事件。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韦伯承认资本主义总的来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运用技术或生产力的变数来作出解释。或者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在近代的欧洲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这一点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值得深究的问题。以下我们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为主，结合韦伯的另外一部作品——《儒教与道教》来叙述他的有关思想。
（1）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展开主题分析之前，韦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了规定。首先，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营利。“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对贪欲的抑制或者说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利的经济行为。具体说，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具有样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以获利为目的的行为是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总之，对于资本主义行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他不管是多么原始和粗陋的方式。”（pp9）如果说一种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种系统的行为基础之上的，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韦伯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全世界的。”（pp10）但是只有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政治的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军事资本主义和投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直存在和发展，但是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与上述类型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从未出现过或仅仅是略有迹象而已，这就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简称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他指出自己著作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2）理性资本主义的本质
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虽然是各种可能性集合而成的一个事件。其中科学技术因素、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问题不是这些因素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因素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离不开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政府。而这些因素中共有的理性要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其他社会中没有这种理性？由此，韦伯开始将问题导向深入。“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pp14）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韦伯在本书要考察的正是这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他要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导致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精神气质”的。
韦伯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欧洲，信仰天主教和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Pp26而在天主教徒身上则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否新教的教义蕴涵着促进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精神。
（3）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劝世格言，指出他所宣扬的不仅仅是发迹的方法也不是从商的精明，而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了责任。认为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富兰克林伦理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放任本能享受生活相结合的，因而是没有幸福主义，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和其间。这种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显得完全是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获利不是当作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自然关系的颠倒虽然的确难以置信但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对此有责任和义务。“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pp45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不安于现状，，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对已经取得的成功永不满足。韦伯认为，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生活理念决不是与某种经济的运作过程同步出现的。它先于普遍的资本主义活动。那么在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什么产生出如此之强的资本主义精神呢？
（4）路德的“职业”观
新教神学家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中，职业一词含有天职、神召等含义。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虽然从本意上并不是要为资本主义创造前提条件，路德本人也不具备任何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宗教改革的客观后果是原来为教会和教义所鄙视的世俗的劳动，逐渐地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评价和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出世的在修道院中的修行不再是唯一的途径，劳动等世俗的工作也可以作为苦修来世的途径。但是路德的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没有太多的直接的意义。倒是路德的继承者，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5）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在这个部分，韦伯主要研究了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两个问题。禁欲主义新教在历史上有四种主要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派的一些分支。这四种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在好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中以加尔文派最为重要。这四种新教的教派都否定了教徒通过宗教仪式或各种圣事获得上帝的恩宠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忏悔和个人的行善积德也达不到获取上帝恩宠的目的。根据这些教派的教义，信徒只有在证明自己具有与一个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新教教义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禁欲主义因此被注入到行为之中。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作到的事。信徒们不必躲入修道院来保证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不同，他在尘世中履行禁欲，在理性的系统化的社会生活中来苦修。“基督教禁欲主义……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砰’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了尘世的。”pp119-120
（6）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观：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是达到禁欲特别是性欲的有效手段，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厌恶劳动就是自甘堕落。而且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富人，其财富可以使其不再挨饿，他也不能不劳动，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训诫。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作本身，而是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劳动就是修行。
财富观：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青睐的主要尺度乃是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多寡。但是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私人获利的程度。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罪恶。如果上帝为人安排了一条可以合法地牟利的道路，那么拒绝它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如果财富的取得是人们履行其职业责任的结果，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理想的基础。这种倾向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
——不仅要通过辛劳获得财富，而且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使用财富，对财产的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使用是得到赞同的。生活必须简朴和合乎实用。不得为了奢华的目的滥用财富。节俭是必须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
——对财富的斤斤计较必然使得科学的核算制度被普遍地导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
——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乃是神意的安排，这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贫困无动于衷，集中注意力积累自己的财富。
——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招致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pp138-139
韦伯到此基本上结束了他的研究，他总结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要力图论证的观点。”
但是韦伯承认一旦资本主义取得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那么宗教的力量将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冲动，天职责任的观念就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宗教于是退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不仅如此，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其他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的重要原因。韦伯的论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就物质条件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因此，结构上的特性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第三，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的彼世神秘主义和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的传统主义把持住它支配的地位，连同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资本主义之途演进。
要点：1、 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2、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3、 新教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成分4、 非新教的其他宗教形态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1、 “韦伯命题”的本质内涵？2、 “韦伯命题”是否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对立面？3、 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否定“韦伯命题”了吗？4、 “韦伯命题”的中国意义。
（说明：本解读依据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本，改译本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另外还参考了大塚久雄的日译本。关于儒教和道教的部分，同时参考商务译本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本。）
（1）什么是资本主义？
在展开主题分析之前，韦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了规定。首先，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营利。“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对贪欲的抑制或者说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利的经济行为。具体说，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具有样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以获利为目的的行为是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总之，对于资本主义行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他不管是多么原始和粗陋的方式。”（pp9）如果说一种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这种系统的行为基础之上的，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韦伯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全世界的。”（pp10）但是只有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政治的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军事资本主义和投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直存在和发展，但是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与上述类型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从未出现过或仅仅是略有迹象而已，这就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简称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他指出自己著作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2）理性资本主义的本质
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虽然是各种可能性集合而成的一个事件。其中科学技术因素、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问题不是这些因素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因素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离不开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政府。而这些因素中共有的理性要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其他社会中没有这种理性？由此，韦伯开始将问题导向深入。“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pp14）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韦伯在本书要考察的正是这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他要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导致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精神气质”的。
韦伯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欧洲，信仰天主教和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Pp26而在天主教徒身上则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否新教的教义蕴涵着促进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精神。
（3）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劝世格言，指出他所宣扬的不仅仅是发迹的方法也不是从商的精明，而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了责任。认为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营利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富兰克林伦理观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避免放任本能享受生活相结合的，因而是没有幸福主义，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和其间。这种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对个人来说显得完全是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获利不是当作人生幸福的手段，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自然关系的颠倒虽然的确难以置信但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对此有责任和义务。“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pp45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不安于现状，，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对已经取得的成功永不满足。韦伯认为，上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生活理念决不是与某种经济的运作过程同步出现的。它先于普遍的资本主义活动。那么在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什么产生出如此之强的资本主义精神呢？
（4）路德的“职业”观
新教神学家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中，职业一词含有天职、神召等含义。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虽然从本意上并不是要为资本主义创造前提条件，路德本人也不具备任何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宗教改革的客观后果是原来为教会和教义所鄙视的世俗的劳动，逐渐地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评价和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出世的在修道院中的修行不再是唯一的途径，劳动等世俗的工作也可以作为苦修来世的途径。但是路德的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没有太多的直接的意义。倒是路德的继承者，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5）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在这个部分，韦伯主要研究了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两个问题。禁欲主义新教在历史上有四种主要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派的一些分支。这四种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在好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中以加尔文派最为重要。这四种新教的教派都否定了教徒通过宗教仪式或各种圣事获得上帝的恩宠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忏悔和个人的行善积德也达不到获取上帝恩宠的目的。根据这些教派的教义，信徒只有在证明自己具有与一个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新教教义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禁欲主义因此被注入到行为之中。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作到的事。信徒们不必躲入修道院来保证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人行为的不同，他在尘世中履行禁欲，在理性的系统化的社会生活中来苦修。“基督教禁欲主义……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砰’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了尘世的。”pp119-120
（6）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观：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是达到禁欲特别是性欲的有效手段，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厌恶劳动就是自甘堕落。而且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富人，其财富可以使其不再挨饿，他也不能不劳动，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训诫。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作本身，而是人各事其业的理性辛劳。劳动就是修行。
财富观：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青睐的主要尺度乃是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多寡。但是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私人获利的程度。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罪恶。如果上帝为人安排了一条可以合法地牟利的道路，那么拒绝它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如果财富的取得是人们履行其职业责任的结果，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理想的基础。这种倾向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
——不仅要通过辛劳获得财富，而且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使用财富，对财产的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使用是得到赞同的。生活必须简朴和合乎实用。不得为了奢华的目的滥用财富。节俭是必须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
——对财富的斤斤计较必然使得科学的核算制度被普遍地导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
——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乃是神意的安排，这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贫困无动于衷，集中注意力积累自己的财富。
——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招致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pp138-139
韦伯到此基本上结束了他的研究，他总结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要力图论证的观点。”
但是韦伯承认一旦资本主义取得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那么宗教的力量将让位于赤裸裸的利益冲动，天职责任的观念就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宗教于是退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不仅如此，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其他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的重要原因。韦伯的论证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就物质条件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因此，结构上的特性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第三，道教，作为异端的主流，因为本身的彼世神秘主义和巫术的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的传统主义把持住它支配的地位，连同士对经济生产经营的兴趣缺乏，使得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资本主义之途演进。
要点：1、 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2、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3、 新教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成分4、 非新教的其他宗教形态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1、 “韦伯命题”的本质内涵？2、 “韦伯命题”是否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对立面？3、 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否定“韦伯命题”了吗？4、 “韦伯命题”的中国意义。
（说明：本解读依据的是于晓、陈维纲的译本，改译本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另外还参考了大塚久雄的日译本。关于儒教和道教的部分，同时参考商务译本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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