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1900-2000）》导论

张建华 学术交流网

“世界现代史”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与当今人类社会，与地球上每一个体的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它在总体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深度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成果和知识总量积累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前的历史阶段。正是由于它与当今人类社会的近距离感、不确定性和易变动性，使它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认识和总结的一段历史，它也理应成为当今历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门研究课程，其相关研究成果也理应在今天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
　　学科体系涉及研究者和教学者对历史特点、时代主题、发展线索、理论基础的理解和运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刘宗绪教授曾经说过：“所谓学科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成果，反映研究者对该学科内在联系即规律的概括。故而一种学科可以出现几种体系，不过是不同学者的见仁见智而已，乃是正常现象。”①本着这个精神，我们首先对世界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功能和研究方法做简单的说明。
　　 　　　一、关于“世界现代史”概念 　
　“世界史”本身是一个规范化的学术名词。“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就曾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20世纪初也曾说过：“纵观世界历史，我认识到：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的历史。”
　　因此，“世界史”与“世界的历史”概念有着较大的区别。
　　“世界的历史”(The history of world)——是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的客观过程的历史，是世界各国历史的总和，是各地区历史的总和，是各民族历史的总和，它自“人猿揖别”就已经客观存在了。由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隔绝、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交通和通讯能力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各地区、各民族以及一些早期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化基本上是在相对隔绝（而非紧密联系）的状况下，以个体的（而非整体的）方式进行的。
　　“世界史”（World history） ——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在彻底摆脱相互隔绝和闭塞的状态之后，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家在越来越密切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前提下，将本民族和本国原有的纵向式和分散化的发展进程纳入（包括主动和被动方式）横向式和整体化的世界发展进程之中的历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历史”发展是无条件的，“世界史”发展是有条件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各民族封闭状态的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即是“世界史”形成的最基本条件。③而“世界史”是“世界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需要指出的，前面所提到的构成“世界史”的条件，在15世纪至19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曾部分地或间接地具备了一些，如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就加速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但直至19世纪下半期，这一伟大进程仍未完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战争和国际冲突导致世界局势的巨变，殖民体系的危机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体系发起的巨大挑战，世界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的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等等，表明世界终于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对于“近代”和“现代”，在西方、苏联和中国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西方学术界，使用Modern Times 时，一般泛指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历史概念，它包括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习惯采用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间段。④有时，西方学术界也特以late modern Time或Contemporary Time来表征当代（当前）时期，需要指出的它从属于Modern Times的长时段。
　　在苏联学术界，使用“近代”（Новое время）的概念时，一般是指上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至20世纪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它同样也包括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习惯采用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间段。⑤苏联史学界最初并不强调把1917年以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阶段，而是把它归入近代史的范围，认为世界现代史即世界近代史的第三阶段。50年代后，苏联学术界开始把1917年以后的历史单独列出。并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加以界定，即：古代史(Древная история)大致等同于奴隶制社会形态，中世纪史(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история)大致等同于封建制社会形态；近代史（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大致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现代史(Новышая история)大致等同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苏联理论体系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这种理论。80年代后，随着中国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及学术界的繁荣，我国史学界有不少人开始对苏联的史学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力图创建自己的世界史分期和理论体系。如吴于廑、李植枬等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体系，⑥罗荣渠、钱乘旦等提出“现代化线索”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⑦刘宗绪等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世界近代史体系。⑧总之，我国绝大多数世界史学者已经取得如下的共识：近代史是专指15世纪至19世纪末的世界史，现代史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此外，出于从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上考虑，世界现代史也经常被我国一些学者称为“20世纪世界史”。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术界还习惯于把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史称为“世界当代史”，以强调这一段历史内容的独立性。在大学历史专业的课程安排上也存在着“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和“世界现当史”以及“20世纪世界史”多种称谓混同的情况。但几乎绝大多数学者承认“世界当代史”是“世界现代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⑨
　　综上所述，本书以《世界现代史》命名，在时间段上确定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世界史，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20世纪世界史》，⑩涵盖了国外学术界和我国学术界通常所称谓的“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的基本内容。之所以将两本书的内容合二为一，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我系历史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压缩世界通史课时；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因为20世纪的一些重大问题只有放在更大的时间段里分析才能看得清楚些，过于强调“现代”与“当代”两大块，容易造成学生对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理解的偏差。如对当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自20世纪初的蓦然崛起、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迅速发展、70年代中期后的相对衰落以及冷战结束后“一超独存”历史现象的理解；对昔日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自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20至30年代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对苏联模式的因袭和改革、90年代初苏联大厦的轰然坍塌以及随后的新俄罗斯的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的理解等。 　　
二、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和分期
　　1934年经过俄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审查后确定的“世界近代史大纲”中，把1917年十月革命看成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三个阶段（世界现代史）的开端。11在世界现代史的时代主题问题上，由斯大林亲自审查、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由苏联史学家集体编著的多卷本的《世界通史》12都强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13 　　在较长的时期里，中国学术界对上述观点几乎是全盘接受的。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春风传到学术界之后，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世界现代史的主题和开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相继提出了20世纪初开端说，1914年开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开端说。
　　作为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农民革命、贵族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对于俄国历史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史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问题在于这个伟大事件绝对不是孤立事件，它的爆发是由一系列因素所致，正如它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样。
　　世界史视野中的20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转折性变化和历史性事件，这些变化和事件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因果互动、厚积骤发的共同体。电力的广泛利用、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的出现标志着蒸汽时代的结束，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垄断组织和垄断经济的迅速发展标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结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矛盾无法调和，最终酿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所有参战国内发生了激烈的社会政治矛盾，但以俄国为甚，导致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继爆发，并最终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中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在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中东欧革命形势的高涨迫使主要参战国急于结束战争，缓和国内矛盾，镇压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从规范化的学术角度和世界史自身发展规律角度看，我们认为：将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科学的和可行的。世界现代史的总主题是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历史；是世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的历史；是各国家、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共存、冲突、交流与融合的历史；是科学革命、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量突飞猛进，并且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变迁产生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历史；是国际关系由体系化向多元化发展、国际秩序由两级或单级化向多极化演变、国际交往由单一式向多样化发展、国际和平由暂时性向长久性过渡的历史；是整体世界背景下，世界经济由民族经济、区域经济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历史。
　　学术范畴的历史分期即是历史学家在进行通史性或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以个人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对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阶段特点、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的主观认识。历史分期的目的不是为了图解历史和割裂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和研究历史。说得再简单一些，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的手段，但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另外，任何历史分期标准、方法和结果“本身”从来不是中性的，任何观点都是一种研究者的主观意识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分期永远是相对的和主观的，它反映了学者们对历史主题、发展线索和主要内容的不同认识，是一种大致概括历史发展的办法，通过研究后得出的也自然是一个仁智相见的结论。
　　历史分期标准和具体的分期断限，确实是同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主要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将世界现代史仅仅限于对各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不够的，仅仅限于在内容上增加科学与文化状况的比重是不够的，仅仅限于在空间上增加非欧美发达国家历史的比重也是不够的，仅仅限于在时间上将现代史延伸至20世纪末同样是不够的。这样的世界现代史充其量仍然是地区（国别）+阶段+线索的“历史大拼盘”，不能反映进行整体化阶段的世界史的全貌，更不反映20世纪世界史的本质特色。
　　在对世界现代史进行整体化和多视角思考后，我们认为，可以将一百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时间是20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战争、危机和革命的年代。
　　这一阶段最明显的历史主题即是战争。战争是族际间、国家间和文化间一种常见的人类交往形式。但是，两次相距仅仅20年的世界大战在战争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战争的损失和烈度方面超过以往时代任何一场战争。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整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世界秩序又严重失调的产物，给人类社会和世界史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战争必然导致国内政治危机，以至导致变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激烈方式——革命。一战后，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普遍发生了工人运动，20世纪初兴起的“亚洲觉醒”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二战后亚、非、拉殖民地兴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纷纷独立，列强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崩溃。而一战中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二战后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是战争→危机→革命主题的最好证明。
　　战争导致以欧洲（西欧）为中心的旧国际关系体系的危机，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东西方阵营对抗格局。美国势力不仅涉洋越海登陆欧洲，而且在二战后确立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绝对支配地位。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现实，承认了苏联在国际问题上的特殊地位和发言权。
　　战争导致旧的国际冲突解决手段的危机，使国际关系向组织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使解决手段向民主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世纪通行的“均势”“正统”“补偿”“大国调停”等惯例已无法解决进入整体世界的国际矛盾和冲突，在一战后和二战后分别诞生了跨越国别、地区、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界限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集体安全”“民族自决”原则和“五项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遵守。
　　战争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两次大战期间，世界各国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和繁荣。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调整推动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战争推动工业化从欧洲扩展到南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战争促进和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以电气、化学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以电子计算机、宇航、原子能和合成材料为代表的第三工业（科技）革命的启动。
　　战争导致以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观念的危机，导致思想和文化艺术领域的革命。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和平梦想屡屡破碎；德国孱弱的魏玛民主体制破产，法西斯势力借民主之名上台；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袭来，欧洲各国包括美国国内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兴起等，都引发了西方思想家和艺术家们的思考。
　　因此，“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这一巨大的历史过程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 14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这是冷战、霸权、竞争与崛起的年代。
　　这一时期在世界政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与艺术、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获得了较为迅速和平稳的发展。从整体世界的角度看，一定意义上讲，它可以被视为世界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
冷战（Cold War）是对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状态和特殊的国际交往形式的描述，专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在两大政治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首先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包括局部冲突在内的阵营对抗。这场全面的“东方”与“西方”的对抗并未真正爆发战争，而是两方都尽力避免发生一场全面的“热”战。冷战期间国际关系基本模式是：走向冷战一冷战高潮—缓和一冷战再高潮一再缓和一冷战更高潮一更缓和和冷战终结。此外，冷战和对抗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也波及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领域，因而它给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给20世纪下半期世界史造成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因此冷战问题是世界现代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霸权”（hegemony）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骤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无其他国家能敌，堪称无出其左的超级大国，它推行的是全球范围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它的全球霸权地位。经受了卫国战争考验的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急剧上升，它首先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绝对领导地位乃至霸权地位，同时开始了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与美国的对抗。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特别是苏联综合国力的增强，苏联终于成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与美国并驾其驱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不仅刻意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还追求经济霸权、文化霸权、知识霸权、信息霸权、科技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美苏的全球霸权和对抗在较大程度上操纵和影响了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交往，加剧了“冷战”气氛，乃至使国际局势数度接近“热战”的边缘。苏联的霸权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
　　这一阶段的竞争是在冷战和霸权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冷战、对抗和霸权是特殊形式的竞争，但不是“国际竞争”的全部。因为竞争不仅存在于两大阵营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民族独立国家之间，还存在于两大阵营内部、民族独立国家内部。竞争不仅表现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更广泛地表现在经济、科技、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为了使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纷纷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积极地利用国家机制、科技力量、社会力量，广泛地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其结果是促进了不同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资源条件国家的共同发展。如两大阵营间的竞争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的兴盛发达。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竞争促成一些国家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出现了不同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和“中国模式”。西方阵营内部的竞争促成了西欧经济政治的迅速复兴和西欧出现一体化大趋势，导致70年代初的西方阵营内部西欧、日本与美国三足鼎立之势。因此，世界现代史的第二阶段被称为“黄金时代”，而“黄金时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黄金时代却为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15 　
　崛起是指原欧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浪潮高涨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二战后的民族民主运动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广泛性，席卷了整个亚、非、拉殖民地，而且各地的各个爱国阶层都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洪流中。民族民主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40年代中期开始，亚、非、拉殖民地兴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纷纷独立，各殖民列强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崩溃。据统计，从1944年到1970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10亿多人口获得了自由。如此众多的国家挣脱殖民枷锁，登上世界史舞台，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世界近代民族独立运动所不能比拟的。19世纪下半期形成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至此彻底崩溃。1955年的亚非会议和1961年的不结盟首脑会议，是民族独立国家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国际会议，它表明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独立政治力量从此登上国际政治舞台。1964年4月，七十七国集团宣言的发表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广大非西方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统一，既而谋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探索新的国际环境中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世界现代史的一大主题。
　　第三个阶段的时间是7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是争取和平与发展和改革的年代。
　　为何以70年代初为界划分世界现代史的第二和第三阶段？
　　世界史视野中的70年代初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和事件，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发表了著名的堪萨斯讲话，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承认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同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10月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宣布建立欧洲联盟；1973年2月第二次美元信用危机爆发，美元霸权地位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瓦解；同年开始了持续2年多的以滞胀为特征的严重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结束；同年6月美苏首脑会谈，签订“关于防止核战争”“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一系列条约或文件，标志着东西方关系进入缓和高潮；同年7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召开，最后35国签署《赫尔辛基宣言》；同年10月中东“石油战争”爆发，发展中国家以能源为武器与西方斗争，导致了西方石油危机；1974年7月3日 美苏双方签订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美苏关于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
　　上述事件论其影响虽然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大，但是它作为阶段性的事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同样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起到了一个标志性的作用，能够使我们较为清楚地看到世界现代史的发展线索。
　　70年代初至20世纪末是世界现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史发展继续了20世纪以来整体性、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具体内容方面呈现明显的特点和新趋势。
　　在此阶段科学技术革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影响。
　　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两个方面。科学革命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界的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技术革命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手段上的重大飞跃。战后的技术革命是以科学革命为基础的。
　　从40年代中期起，从美国开始，并扩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个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开发使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动了更大范围的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和信息革命。从70年代又开始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所以，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从世界范围来看，一直是处于技术大革命的变动之中。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
　　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四个方面的后果。第一，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主要国家均采取了军事科技优先的政策，竞相将科技成果运用于军事方面，带来了军备竞赛的急剧膨胀，美、苏成为超级军事大国，在世界范围形成的两极对峙，严重阻碍了世界交往的正常进行和普遍发展。第二，科技革命的成果迅速向民用技术转化，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使生产社会化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加速了世界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技术国际交流的推动下，加快了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扩散，促进了世界经济在50、60年代的繁荣。以美国为例，它最先掌握了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不仅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带头人，而且以科技手段促进了70年代前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知识结构，使人类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日常生活不断现代化。第四，科技革命在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速对人类赖以为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科技革命的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1620世纪是人类战争发展到顶点的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限化总体战争——世界大战，这种无限化总体战争的特点是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社会和经济的普遍发展，人类文化知识、道德情操的普遍提高，人类世界观、社会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强化了世界范围的和平主义因素，丰富了世界和平主义思潮。在国际法约束和和平主义思潮制约下，20世纪下半叶人类跨入现代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时代，这种现代有限战争具有如下特点：战争目标的有限性，战争背景的世界性，战争进程、范围、规模和手段的有限性和可控性，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战争的高科技性和高消耗性以及全新的战争观和战略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世界和平主义运动高潮，并进入一个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背景和特征：联合国决议及其维和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动拥有了较为完备的国际法体系的支持；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强大的舆论力量；运动突破了过去由欧美国家垄断的局面，具有真正的世界性；科学家和青年学生等重要群体成为主力军；反战与和平主义运动成为一支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影响世界政治和各国政治。70年代初美国社会反对入侵越南的和平浪潮，70年代末苏联社会反对入侵略阿富汗的和平浪潮即是最好体现。尽管70年代以来曾出现了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局部冲突，但并未演变成世界大战。
　　和平环境是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正是由于70年代以来局部战争及时平息、世界大战因素及时扼制、美苏霸权普遍衰落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东西方冷战逐步缓和直至彻底结束，在东西问题得到基本控制和最终解决的基础上，南北问题也随之缓和和趋于解决。于是，美、苏（俄）、中、日和西欧多极力量的兴起，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冷战的终结，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一体化、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成为“东”“西”“南”“北”四方“共赢”的全球幸事。
　 但是70年代以来，和平仍然是暂时，安全问题时常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国内的紧要问题。90年代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等过程交织在一起，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文化、领土等矛盾在新的背景下重新激化，全球恐怖主义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国际社会的“瘟疫”，受到全世界的共同关注。2001年9月11日，美国的发生了基地组织发动的造成1500余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 2002年10月12日，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制造伤亡达500余人的恐怖事件。2002年11月23日，车臣武装分子在莫斯科市轴承厂文化宫制造了108人死亡的恐怖事件，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共有的和平环境受到了新的不安全因素的挑战，即除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传统的不安全因素，金融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力大大地提高了。因此争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世界现代史永恒的主题。
　　改革是这一时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明显主题。西方国家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工资、就业、福利进行的，口号是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美国尼克松政府的（1969—1974年）推行“新经济政策”，又称新联邦主义，福特政府（1974—1977年）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卡特政府（1977—1981年）的反滞胀政策，里根政府（1981—1989）推行振兴经济政策，乔治•布什政府（1989—1993年）的新共和主义政策，克林顿政府（1993—2000年）和乔治•W•布什政府（2001年至今）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此外，日本在战后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土地改革、反垄断法）和社会改革。在西欧和北欧主要是进行了以大规模国有化和福利化制度为主的社会经济改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在较大程度上稳定社会局势和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自我更新的良药。
　　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到30年代未基本形成，50年代弊端初现，60—70年代其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期向斯大林模式发起了第一次冲击。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根据利别尔曼的建议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以利润、奖金和计划方式刺激生产，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这次改革强化了经济上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使苏联经济从70年代中期进入了“停滞”时期。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多元化，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改革，社会意识和生活上的公开性的全面改革。70年代后，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相继进行了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改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表示欢迎，并且试图使改革走向西化的道路，最终达到分化社会主义阵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由于改革方向和改革时机未能抓好，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大多都归于失败。而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70年代以来的世界范围的改革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明显特点。
　　第一，70年代后东西国家的改革是调整发展中的改革，是现代史第二阶段（1945—1973年）改革的继续。第二阶段改革主要目的是恢复经济和重振人心，第三阶段改革则是较深层次的改革，目的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全方位发展。
　　第二，改革已经从前一阶段单纯应付危机型改革发展到结构性和功能型调整的改革，由前一阶段单一的经济改革逐步发展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
　　第三，东西方国家在改革的前提下在客观上达到了相互学习和政策互补的目的。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经济改革是国有化为特色的，它强化了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是以重视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为特色的，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功能和研究方法 世界现代史的功能在于：
　　第一，世界现代史是处在现实与历史交界处的历史，它既是昨天的历史，也几乎是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未来，研究和学习世界现代史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极其重大和紧迫。2001年12月和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分别听取了世界史专家就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和大国兴衰所做的学术报告。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
第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世界现代史教育对于人们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养成开放的国际意识，提高国际交往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提出了“热爱民主、自由、正义、团结、宽容、接受和民族间和国家间、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群体之间及个人之间的差异和谅解”的原则。1996年美国公布的“历史课程全国标准”中的《世界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通往今天之路》中提出，通过世界史的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际意识和交流意识。使青年人对世界多种文化保持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涵养和文明的精神，养成通过别人的眼光评价事物的习惯，使青年人更加开放、平等和自信地进行国际交流。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在全球化世界大潮下，任何一个国家已无法自封于国际环境之外，中国自然概莫能外。“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而世界现代史在培养国际意识方面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的。
第三，研究和学习世界现代史是现代人从今天的角度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研究世界现代史既不同于以往的纯学术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政策研究，它的社会功能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世界现代史与现实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性，学好世界现代史，可以帮助我们分清和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世界现代史（尤其是1945年以后的部分）即是编年体化和资料化的“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随着高校设置“国际政治学”专业，为文理工科学生普遍开设“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课程，类似的问题相继产生。但无论是“国际政治学”，还是“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都代替不了世界现代史，就象世界现代史也无法代替前二者一样。
那么，怎样研究和学习世界现代史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以及自然科学理论是指导世界现代史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利器。
　　任何的史学问题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和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同观点出新、史料挖掘一样是保证“史学之树长青”的必要条件。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还是上述时代思想文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不仅是19—20世纪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和革命导师，还是上述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大师和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迄今一直发挥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推动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主流趋势”。17另一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18 　
　在研究和学习中，要合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的方法，深入问题的本质；既注重探究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规律，但避免武断图解规律，既注意历史现象的共性和内在联系，也注意历史现象的个性和各自特点；广泛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新史学流派以及新社会史流派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借鉴上述史学流派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经验。
　　第二，重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特点，重视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的紧密联系，重视19世纪史学著作和史学家思想对20世纪历史的指导意义。
　　无论从历时态的角度看，还是从共时态的角度看，任何历史都是对过去时间范畴里发生的人、事和知识的记录，任何阶段的历史都是建立对过去阶段历史的延续基础之上的，而且一般说来，在时间上处于相邻阶段的历史之间的继承关系最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世界现代史”的“20世纪世界史”与作为“世界近代史”的“19世纪世界史”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我们提出以上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19世纪世界史（包括19世纪前的世界史）与20世纪世界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和因果效应。前者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和积累为后者在相同领域里的演变和成就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19世纪世界史与20世纪世界史在基本内容、发展线索、时代主题、具体进程、影响因素方面有着较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是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强调19世纪世界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而20世纪世界史成为“非西方的历史”，19世纪西方文明“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 　　第三，世界现代史研究方法应该是宏观视角与中观微观视角的结合，整体史观与个别历史问题的结合，全球史观与国别史研究的结合。
　　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是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家从全球文明的角度考察世界史的宏观史观。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即是宏观视野里的历史研究，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语）20。它立足于20世纪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代化、整体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大历史”的视角纵向观照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重大问题，注重历史现象间的相互关联，寻找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性，以图把握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世界现代史统一多样化的发展进程。21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下世界现代史的基本问题包括：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矛盾和长期并存；百年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轨迹；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科技革命发展及其影响；世界经济由民族经济、区域经济向全球经济发展；民族主义浪潮和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等等。
　　　中观和微观史学研究方法即史学研究中的“个体叙事”（Private Narrative ），它以个体历史问题和个体历史经验总结为基础。它注重对各别国家、地区、民族、事件、人物历史的研究，注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个体的特殊性和变异性。中观和微观层次问题包括：历史分期问题、时代主题问题、社会主义问题、民族主义问题、法西斯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全球问题、科技革命问题、不同文化（文明）冲突与交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和教训问题、日本崛起问题、美国国际地位衰落问题、西欧经济一体化问题、冷战起源和冷战后果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对于深入研究20世纪世界史来说非常重要，它是相对抽象化和综合化的宏观研究和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的历史养分。宏观史观（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与中观和微观史学方法的结合即是历史“主线”与历史“平面”的结合。
　　第四， 广泛地收集和使用最新的资料，对现代史资料保持长期的敏感性。
　　世界现代史的资料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1、官方档案文献。包括美国国会档案、美国总统档案、美英法德日等大国的外交档案、苏联公布的档案。各国政府的政府公报，总统国情咨文，各政府部门的经济报告、调查统计年表等。各国的档案及文件解密期有所不同，但大多以30-50年代为限，就为人们利用官方档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2、公共文献。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网络、联合国及各种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兰德公司等出版的各种刊物。3、民间文献。包括私人档案、美国总统图书馆档案、回忆录，访问录（口述史料）等。面对繁浩散佚的大量资料，需要研究者以极大的耐心对各类各式的资料收集、整理、甄别、分类。
　　第六，关注国内和国际学术发展趋势，重视借鉴和应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注意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时刻保持对重大学术问题的敏感性，使学术研究经受往时间的检验。
　　法国的年鉴史学、现代化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人口史、生态史学，新社会史和政治史等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外交学、语言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时可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
　　世界现代史是距当代人类最近的历史，一些历史是研究者亲身经历过的甚至正在经历的事件，因而缺乏一定的长时间沉淀。而且，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是时代性，政治敏感性强，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对外政策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对研究者、教学者和学习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误读历史以至误导决策。这样就需要我们对重大学术问题保持经常性的重视，及时更正自己的思想和结论。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几代学人集体智慧的成果，受教研室现成员的委托，在此做四点说明：
　　第一，本书作为大学历史学专业教科书，在编写线索上涉及到了国别、地区、专题、理论和资料等各个方面，在具体内容上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等各个方面。有的方面是我们自己多年从事研究的专业领域，有的方面则超出我们的专业领域。为了使本书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些、更能体现近年国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更能贴近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使专业学习和研究更能贴近社会需求，我们借鉴和征引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成果和观点。因本书体例的限制，无法在行文中一一列出征引出处，我们就将本书涉及和征引的有代表性的文献列入本书所附“世界现代史必读书目”之中。本书全体作者在此对征引著作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理解不当之处敬请批判。
　　第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卢文璞教授（现代史主编；现代史第一、五章；当代史第八章），段炳麟教授（当代史主编；现代史第二、四章；当代史第五、六、九、十、十二、十四章），张宏毅教授（现代史第七章；当代史第三、四、七、十一、十五章），黄安年教授（现代史第三章第二、三、四、六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当代史第一、二、十三章），冯月华教授（现代史第八章）、金相春教授（现代史第三章第一、五节，第六章第四、五节）按照整体世界史观点编写的《世界现代史（1914-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世界当代史（1945-199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2本教材出版已近15年，曾经在我系1989级至2004级全日制历史学专业和文物博物馆学专业和历史学专业专科升本科函授生的“世界通史”课程教学中使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教材的体例、内容和观点受到了国内同行的关注，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新意迭出，颇受好评。
　　史学大师钱穆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旧史新写”，另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他认为如果史学家的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22本书是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现成员张建华、茹莹、安然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郭家宏等，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新世纪历史学专业教材编辑委员会”和出版社的修订宗旨和具体要求，对原《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内容进行调整、扩充、修订、补写，部分章节重写。教研室的前辈们大力支持此次修订工作，对后学草拟大纲予以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向前辈先生们表达诚挚的敬意。杨宁一教授、刘北成教授、梅雪芹教授也对大纲提出了修改意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忱。
　　第三，本书作者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史”与“外国史”的区别，注意到应该将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内容有机地纳入“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但考虑到作者学力有限、全书篇幅有限以及我系已有王桧林教授主编：《中国现代史（1919—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大钧教授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200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涉及中国史重大问题仅予简要概述。
　　第四，本书所附“大事记”“中外文译名对照”是由研究生张在虎、王媛、刘洪娟、高龙彬、房铠、陈小萍等同学收集提供，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表示感谢。
　　 　　 　　 2005年2月28日 ①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第88页。 ④ 代表作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14卷本的《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1912），后来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克拉克爵士主编的14卷本的《新编剑桥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1959)，1987年起，这套著作由中国学者翻译并定名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到2004年已出版其中的12卷。 ⑤ 代表作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尔列主编：《近代史教程》（Тарле.Е.В,Курс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1939.） ⑥ 代表作是李植枬等主编：《以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李植枬主编：《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代表作是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⑧ 代表作是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国外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说法，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方面强调“我们至少可以把20世纪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又把这一段历史分成了“前半部”和“后半部”。即 “前半部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基本上是充满灾难的岁月，在这个时期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崩溃了。这是一个社会革命和旧帝国的解体、是世界经验近乎崩溃的时代、是几乎各个地区的自由民主制崩溃或失败的时代。它的后半部，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正好与前半部相反。这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以各种方式自我改革、自我恢复以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 见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⑩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本书是简明体的《世界现代史》，其下限止于2000年，但部分章节因内容需要下延到2003年。 11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开端分别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 1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在苏联出版，人民出版社1975年正式出版中译本。《世界通史》由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苏联历史研究所、斯拉夫学与巴尔干部研究所、非洲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的专家编写，于1955-1979年出版，全书共13卷。其中第8—13卷涉及20世纪历史。中译本《世界通史》（1-13卷）于1978—1987年分别由三联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 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8页。 14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5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431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7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3，170页。 18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1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7页。 20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载《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1日，又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历史”条。 21 李植枬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22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