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通史: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自16世纪至18世纪的殖民政策①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经济通史第四篇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第二十六章

[德]马克斯·韦伯

获得和开发欧洲以外大量土地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有怎样的深远意义，在这里进行一些探索是适时的，不过，这里只能提一下比较老的殖民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欧洲各国取得殖民地，导致所有这些国家取得大量财富。这种积累的手段就是垄断殖民地产品和殖民地市场，也就是把货物运人殖民地的权利，以及垄断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运输利益，而最后一项是由1651年英国航海法特别保证的。这种积累是靠武力取得的，而且毫无例外，所有各国无不如此。方法可能各有不同。不是用本身的国家机构进行管理，直接从殖民地吸取利润，就是把殖民地租给公司，换取一笔缴纳。所见到的开发方式主要有两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方式，以及荷兰和英国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方式。

在地中海东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殖民地以及圣殿骑士团的殖民地，尤其是封建殖民方式的先驱。在这两种情况下，均是把有待开发的地区分成为“封邑”，而在西班牙，则是分成为“托管地”来提供取得货币收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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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参考书——梅里维耳(H．Merivale)：《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讲话》，第2版，伦敦，1861年；莫里斯(H．E．Morris)：《自古至今的殖民地》，两卷，伦敦，1904年版；贝尔(G．L． Bear)：《老殖民制度，1600—1754》，两卷，纽约，1912年版；萨托里亚斯·冯·瓦尔特豪森(Sartorius von Walterhausen)：《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劳动法》，斯特拉斯堡，1894年版；威克斯(St．B．Weeks)：《南部教友派教徒和奴隶制》，巴尔的摩，1898年版。

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照例是发展成为种植园。劳动力则由土著提供。这种劳动体制既然在亚洲和非洲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时，适用的机会似乎会大为扩大。但是美洲的印第安人被发现完全不适宜于种植园劳动，①于是把黑奴运进西印度群岛来代替，这种黑奴的进口逐渐发展成了大规模的贸易。②这种贸易是在奴隶贸易特权(assiento)的基础上进行的，最早的一项特权就是查理五世在1517年给予佛兰德人的。直到进入18世纪很久以后，这种奴隶贸易特权在国际关系上还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乌得勒支条约中，英国排斥其他所有国家取得往南美西班牙属地输入奴隶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了供应一定最低数量奴隶的义务。奴隶贸易的结果颇为可观。据估计，在19世纪初期，生活在欧洲殖民地领土上的奴隶甚至还有700万人。他们的死亡率异常高，在19世纪为25％，在更早一些时候则倍于此数。自1807至1848年，另有500万奴隶从非洲运出，从那时起，运往海外的奴隶总数同18世纪一个欧洲头等强国的人口不相上下。

除黑奴之外，还有白种半奴隶，也就是“契约奴隶”。这种契约奴仆以英属北美洲殖民地为尤多，在17世纪，甚至超过了黑奴的数目。他们一部分是被放逐的罪犯，一部分是可怜的穷人，企图挣得无异一笔小小财产的路费。

奴隶贸易的利润相当高。在18世纪的英国，据估计每一名奴隶每年可赚取15至20英镑。奴隶劳力的有利可图取决于种植园的严格纪律、对奴隶的无情驱使，不断的进口——因为奴隶并不繁育——最后是开发的农业。

通过殖民地贸易所造成的财富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这里必须指出，这一事实与桑巴特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殖民地贸易固然使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有了可能，但因为殖民地贸易本身是建筑在剥削(原则上)而不是建筑在通过市场活动以取得收入的原则上，所以并没有具体地促进西方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何况，据我们所知，如英国在孟加拉的驻防军开支，就五倍于运往该地的全部货物的货币总值。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殖民地为国内工业所提供的市场相对来说是无关重要的，其主要的利润是来自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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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人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久已表明自己不宜于工厂劳动和用机器操作；他们很少不沉入半睡眠状态中。这次事例确实说明在经济史上是存在具体种族差别的。

②奴隶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原来是阿拉伯人，他们直到今天在非洲还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在中世纪，犹太人和热那亚人平分了这项业务；葡萄牙人、法国人以及最后英国人则继之而起。

用资本主义方法开发殖民地的宗旨，是同废除奴隶制完全一致的。废除奴隶制只是部分地出于道德上的动机。唯一不屈不挠、同心协力地为取消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教教派是教友派教徒。不论是卡尔文派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或者其他任何教派，都不曾一贯地、经常地提出废除奴隶制主张。决定性的大事是北美殖民地的丧失。甚至在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就禁止了奴隶制，并且事实上是从纯粹民主主义政治原则出发的，这因为人民要避免种植园制度和种植园主寡头制度的发展。表现为清教徒对一切封建制度的传统反感的宗教动机，从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794年，法国国民大会基于政治平等的理由，宣布赞成废除奴隶制，并且还运用适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在这期间，维也纳会议也在1815年禁止了奴隶贸易。英国由于丧失了北美殖民地这个主要的奴隶消费区，在奴隶制方面的利益已大为减少。维也纳会议的禁令却使英国人有了一面取缔外国奴隶贸易而同时自己毫不费事地进行走私贸易的可能。自1807年至1847年，在政府事实上的默许之下，用这种方法从非洲运入英属殖民领地的不下500万人。只是在1833年国会改革之后，英国才在本土和它的全部殖民地上对奴隶贸易认真取缔，禁止奴隶贸易才真正付诸实施。

在16至18世纪这段期间，奴隶制对于欧洲经济组织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欧洲财富的积累却关系至巨。它固然产生了大量的年金领受人，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和经济生活的发展来说其影响则微乎其微。

工业技术的发展①

——《经济通史第四篇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第二十七章

[德]马克斯·韦伯

他山之石/西欧史坛/德国史坛/《经济通史》


要给工厂这一概念下一确切的定义实非易事。我们立刻想到了蒸汽机和劳动的机械化，但是机器却以我们所谓的“器械”(apparatus)为先驱——必须按照使用机器的同样方法来使用，而通常是靠水力推动的那种劳动器具。区别在于器械受人支配，而现代机器，则关系恰好相反。但是现代工厂的真正突出的特征一般并不是所使用的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场所、劳动手段、动力来源和原料的所有权一并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也就是集中在企业家手里。在18世纪以前，这种所有权的合并是非常罕见的。

英国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演化的性质——虽然英国是取法于诸如意大利之类的其他国家的先例——随着它来寻踪索迹，我们可以发现下列各个阶段：(一)可以认出的最古老的真正工厂(但仍然是用水力推动的)就是1719年德比附近德尔温特河畔的一个丝绸厂。这个丝绸厂享有专利权，而这项专利权的所有人却剽窃了意大利的发明。在意大利，久已有了各种不同财产关系的丝绸织造，但产品却用来供应奢侈的需要，并且，虽然还不能不在这里提到劳动工具和一切原料及产品都同属于一个企业主，它还是一个还不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时代的产物。(二)在发明了一种靠水力的帮助同时运转100个线轴的设备之后，羊毛织造在专利权基础上建立起来了(1738年)。(三)麻混织品生产的发展。(四)陶瓷工业通过在斯塔福德郡的试验而取得发展。陶器在现代劳动分工、利用水力以及劳动场所和工具同为一个企业主所有的条件下生产。(五)始于18世纪的纸的制造，造纸是以文件的现代用途和报纸的发展为永久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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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参考书——里德勒(A．Riedler)：《技术的历史意义和未来的意义》，柏林，1900年版；贝克(L．Beck)：《铁的历史》，五卷，布劳恩施魏克，1884—1903年版；查理·巴比奇(Chas．Babbage)：《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学》，伦敦，1932年版；舒尔采—格弗尼茨(Schulze-Gaevernitz)：《大经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莱比锡，1892年版；达姆斯特太(L. Darrflstaedter)：《自然科学与技术由手册》，柏林，1908年版。

但是关系到劳动机械化和合理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却是棉布织造的命运。这种工业在17世纪才从大陆移植到英国，并且在那里立刻同自15世纪以来就确立了的那个古老的民族工业，即羊毛工业，展开了斗争，其激烈程度和以前羊毛工业同麻布工业进行的斗争不相上下。羊毛生产者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争取到了对麻混织品生产的限制和取缔，直到1736年曼彻斯特条例公布之后，这项生产方始得到恢复。棉织品工厂的生产原来是为这样一个事实所限制：虽然织机已经有了改进和扩大，但是纺锭却依旧在中世纪的水平上，以致纺成品达不到需要量。1769年以后，对纺锭进行了一连串的技术改进，转变了这种形势，在水力和机械设备的帮助下，虽然能提供大量可用的棉纱，但是用相应的速度来织造这些棉纱却又办不到了。这种矛盾是在1785年通过卡特赖特所建造的动力织机来克服的，卡特赖特乃是把技术和科学结合起来并从理论上处理技术问题的第一批发明家之一。

若不是劳动工具方面的这次革命，发展未始不会停顿下来，而最具有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我们知道，煤向来用于消费方面，甚至在中世纪，亦复如此，正如在伦敦、卢提希(Luttich)和茨维考(Zwickau)的情形那样。但是直到18世纪，技术还是决定于铁的熔炼和所有制造程序都采用焦炭这一事实的。结果是砍掉了英国的森林，至于德国，则由于在17和18世纪期间尚未为资本主义发展所触及，所以得免于此劫。没有一个地方森林的滥伐不使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的阶段上停顿下来。矿石的熔炼只是靠了煤的应用才从植物界有机原料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应该注意的是，早在15世纪就出现了第一批鼓风炉，但是这些鼓风炉都是燃烧木柴的，并且不是用于私人消费方面，而是为了战争的目的，但一部分也和海运有关。再者，在15世纪就发明了为制造炮管用的铁刨钻床。同时用水力运转的重达1000磅的既大而又重的落锤也出现了，以致在用钻床处理铸铁之外，机械锻冶也有了可能。最后，在17世纪，现代意义的滚轧法也付诸实用了。

在进一步发展的面前出现了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森林有被砍伐殆尽的危险，另一方面是由于矿山的不断进水。第一个问题则更加迫切，因为与纺织工业的扩大相反，英国铁工业一步一步地萎缩到了18世纪的初期，已经给人以萎缩到了尽头的印象。这个问题是通过1735年发明的炼焦法和1740年开始的用煤运转鼓风炉来解决的。当1784年把搅炼法作为一种改革而加以采用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采矿所受到的威胁，由于蒸汽机的发明而消除了。火提水的初步尝试首先证明了是可能的，在1670和1770年之间，以及进而在18世纪末，蒸汽机已经达到了可以利用的阶段，从而有可能使现代工业需要大量的煤炭。

可以从三项后果之中看出上述发展的深远意义。第一，煤和铁把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可能性从有机物质固有特性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从此工业就不再依附于兽力和植物的成长了。通过一个详尽无遗的开采过程，把埋藏在地下的矿物燃料并借助于它而把铁矿石一并开采出来，并且靠了这两者，人们有可能把生产扩大到从前不能想象的程度。所以铁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种发展，这个制度会遭到什么，欧洲又会遭到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①

第二点是生产过程的机械化通过蒸汽机把生产从人类劳动的有机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诚然并非完全解放出来，因为为了照管机器，劳动还是不可少的。但是采用机械化过程无时无刻不是为了解放劳动力这个明确的目的。没有一种新发明不意味着用较少人力来监管机器大大地代替用手劳动的工人。

最后，商品的生产通过和科学相结合，从一切固有的传统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而进入了自由运用智慧的领域。诚然，18世纪的大多数发明都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成功的。在发现炼焦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感到它在化学上可能有什么深远意义。由尤斯图斯·冯·利比克(Justus von Liebig)开始将工业同科学，尤其是同有系统的试验室工作联系起来，使工业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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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另一方面，采掘地下矿藏不能受到时间上的限制；铁器时代至多不超过1000年。

像18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那种一切生产手段都集中在企业主手里的新生产方式，劳动的补充是以强制手段实行的，虽然采用的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济贫法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学徒条例尤其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由于大量人口被农业制度方面的革命弄得贫无立锥之地，在乡间四处流浪，这类措施已渐渐成为必不可少了。大租户取代小的依附农民以及可耕地之变成为牧羊场——虽然后者有时被过高估计——合起来使得土地上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愈来愈减少，从而产生了一批承受强制劳动的过剩人口。任何一个自己没有找到工作的人都被投入纪律严峻的习艺所；任何一个没有雇主或企业主的证明书而离职的人都被看作是游民。除非在强制之下进入习艺所，没有一个失业的人能得到资助。

工厂的第一批劳动力就是这样招募来的。人民难以同这种劳动纪律相适应。但是有产阶级的势力太大了；他们通过治安法官取得了政治当局的支持，治安法官在没有有约束力的法律之下，就根据乱七八糟的训令发号施令，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独断独行的。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他们对于这批劳动力还行使专横的管辖权，拿工人去喂养新兴的工业。在另一方面，从18世纪初叶起，就开始有了劳资关系的规章，成为现代劳动条件管理的先声。第一批反实物工资制的法律是在安妮女王和乔治一世统治时期通过的。虽然在整个中世纪工人一直为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运往市场出售的权利而斗争，可是今后立法不得不防止用别人的产品给他作为劳动的代价，并保证给他以货币报酬。英国的另一个劳动力来源就是小师傅阶层，这一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工厂工人。

在这些新建工业的产品市场中出现了两个大的需求来源，即战争和奢华，也就是军事当局和宫廷的需要。军事当局成了工业产品的消费者，消费量的大小要看大雇佣军大发展的程度而定，随着军队纪律的发展，武器及一切军事技术向合理化发展，情况就更加如此。在纺织业，制服的生产是主要的，因为军队本身不能生产制服，然而为了统一编制和控制士兵起见，制服却是保持纪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大炮和火器的生产占住了铁工业，粮食的供应则使商业不遑顾及其他。在陆军之外还有海军，战舰体积的加大是为工业创造市场的因素之一。虽然在18世纪末叶以前商船的大小并没有什么变动，并且迟至1750年进入伦敦的船只还是以140吨左右为典型，但是战舰在16世纪就已经发展到了1000吨，而且在18世纪这个数字已经成为通常的吨位。海军的需求，像陆军的需求一样，是随着船只数量和航程的增加而增加的(商船也是这样)，尤其在16世纪以后。直到那时，往地中海东部一带游弋通常需一年的时间；这时船在海上停留的时间已经长得多了，而同时陆上战役规模不断增加，也非有更大规模的给养和军需品等供应不可。最后，在17世纪以后，船舶和大炮的建造速度也有了飞跃的发展。

桑巴特(Sombart)曾经认为标准化的大规模战争供应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我们必须把这个理论降到应有的地位。年年都有巨额款项用于陆海军，这是不错的；在西班牙，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这项用途，在其他各国也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欧洲以外，一如在莫卧儿帝国和中国，我们也见到配备有大炮的庞大军队(虽然还不着制服)，可是从这个事实之中并没有产生出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何况即使在西方，军队的需要也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由军事当局以自己的作坊和兵工厂自行予以满足，也就是说，它是沿着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前进的。所以把创立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作用通过军队的需求而归之于战争，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诚然它是被包括在资本主义之内的。而且不仅仅在欧洲是这样，但是这个动力并不是决定性的。不然，国家直接或间接对军队需求的愈益增加的供应早会重又迫使资本主义退人幕后了，但是这种发展却不曾出现。

就宫廷和贵族的奢侈品需求来说，法国变成了典型的国家。在16世纪时，法王直接或问接用于奢侈品的款项一度曾年达1000万利弗尔。王室和社会上最上层的开支对于不少种工业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除巧克力和咖啡之类的享受物品外，最重要的品种是刺绣(16世纪)、麻织品(17世纪)、为处理这些东西而发展出来的熨斗(17世纪)、长统袜(16世纪)、伞(17世纪)、靛蓝染色(16世纪)、帐幔(17世纪)和地毯(18世纪)。就需求而言，最后两种是奢侈品工业中最重要的，它们说明了奢侈品的大众化，它对资本主义生产趋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和印度，宫廷奢华的程度是欧洲向所未闻的，然而并没有从中产生出任何对于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工业有意义深远的刺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需求是通过强制贡纳而以经理制的方法安排的。这个体制是那样的牢不可破，以致直到今天，北京郊区的农民还必须以三千年前同样的东西供应宫廷，虽则他们不会生产这些东西而是被迫向生产者购买来的。在印度和中国，军队的需要也是由强制劳动和实物贡纳来满足的。在欧洲本身，东方的这种经理制贡纳并非一无所闻，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在这里王公以间接的方法把奢侈品工业中的工人变成为强制劳动者，以分赐土地、长期合同和各式各样的特权把他们束缚在劳动场所——虽然在法国这个奢侈品工业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里，并不如此。在这里，手工业的机构形式，一部分在发料加工制的组织之下，一部分在作坊制之下保持不动，无论工业的技术或经济组织都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变革。

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这种现象是以价格竞争为特征，而为宫廷进行生产的奢侈品工业则遵循质量竞争的手工业原则。当15世纪末多方设法同佛兰德羊毛展开廉价竞争，是靠了许多出口禁令来促进这项目标时，英国提供了以一个国家组织来从事于价格竞争政策的第一个事例。

16和17世纪的价格大革命，为通过减少生产成本和降低价格以牟利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趋势，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手段。这次革命理应归功于因海外大发现而产生的贵金属的源源内流。这种贵金属的内流从16世纪30年代起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时止，但是对于经济生活不同部门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农产品方面，价格几乎是普遍上涨，从而使它们有可能走上为市场而生产的道路。工业产品的价格发展过程却完全两样。它们的价格大体上是稳定的，或稍有上升，所以和农产品相比无异是下降。这种相对的下降只有通过技术和经济上的变革才有可能，并且迫使工业一再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利润。所以发展并不是遵循先有资本主义然后价格降低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而恰恰相反，价格先相对地下降，然后资本主义才接踵而来。

在17世纪，有了为降低同成本相对而言的价格而使技术和经济关系合理化的倾向，从这种倾向之中产生了一个渴求创造发明的浪潮。这个时期的所有发明家服从于如何降低生产成本这个目标；永恒运动作为能源这个观念只不过是这个十分普遍的运动的许许多多目标之一。发明家作为一个类型来讲可以追溯得更远。但是我们如果对资本主义时期以前最伟大的发明家利奥纳多·达·芬奇——就创始于艺术领域而不是科学领域的试验而言——的创造发明加以研究，我们就看出他所孜孜不倦的并不是要降低生产成本，而是要把技术问题加以合理地掌握。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发明家是根据经验而工作的，他们的发明多少带有偶然的性质。采矿是一个例外，这可是一个采矿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技术发展结合起来的问题。

和创造发明有关的一项积极改革是第一件合理的专利权法，也就是包括现代法令的一切主要规定在内的1623年的英国法律。直到那时为止，利用创造发明向来是通过一项作为酬答的特别赠与来安排的。而1623年的法律所不同的则是将创造发明的保护限定为14年，而以原发明人抽取适当的专利权税作为企业主嗣后利用该项发明的条件。没有这项专利权法的刺激，对于18世纪纺织工业领域内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那些创造发明就未必会有可能。

再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和它的原因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下列的因素。第一，只有这种建制产生了过去任何地方所没有的一种合理的劳动组织。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就到处有贸易存在。同样，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时财政、国家贡纳、包税和包任务等等，但是看不到一个合理的劳动组织。而且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原始的、严密的整体化内部经济，以致在同一部落或氏族的成员之间就根本不存在经济行动自由的问题，但在对外贸易方面却有绝对的自由。对内道德标准和对外道德标准截然不同，在对外道德标准方面，财政程序是完全冷酷无情的，规定的严格莫过于中国的氏族经济和印度的种姓经济，然而在另一方面，其肆无忌惮也莫过于印度的对外贸易商。相形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消除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对内道德标准和对外道德标准之间的界限，以及把商业原则连同在这个基础上的劳动组织纳入内部经济。最后，原始经济的固定性的解体虽然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例如在巴比伦，但是像西方所理解的那种企业家的劳动组织，却是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

假如这种发展只出现于西方，其理由就是它所特有的一般文化演化这个特征。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概念(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为基础的法律。这种建制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的概念(Civis Romanus Citoyen，bourgeois)，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也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加深刻些。但是理性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指导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