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

[德]于尔根·科卡 著 景德祥 译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中国经济史论坛

历史科学是以热潮的方式前进的。有些人或许也会说，它是一个依赖于时尚的专业，但这样说就太消极了。因为，尽管提问、专题与研究领域以相当快的替换频率崛起、占据主要位置，然后又退居后位，人们在回顾时还是能够看到，它们有过长期性影响，产生了许多成果，哪怕起初对它们的期望与要求被证实为过高了。这有点像众所周知的荒漠考察队的故事，必须有一个海市蜃楼来吸引它，它才会向前挪进一段路。另外，如果我们对眼前发生并不断变化的当代重大问题以及新历史学者队伍的不同经历不做出反应的话，那么我们的专业会是多么枯燥无味!

如果一个人作为历史学者工作了几十年，那么他就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潮起潮落。比如说，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有过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史的迅速崛起。社会史在今天仍然很强大，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远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与特别)。在80年代，日常生活史向渐成经典的社会史挑战。许多年里，人人都在谈论日常生活史。今天很少有人提及此概念，尽管它留下的不仅仅是某些痕迹。然后是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文化史，其中有的是随着语言学转折潮流而起，有的是受后现代精神的影响，又有的是以一个未来的包揽一切的垄断学派的姿态出现的。但是，现在它也苍白失色了，人们长久讨论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对立也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在此迅速变化的层面以下或者以外，还是有许多东西遗留了下来：例如某些长期项目，还有历史研究方法的核心部分。一些著作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仍很时兴，成了经典之作，如《历史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或者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与汉斯一乌里希·韦乐(Hans—Ulrich Wehler)的宏大德国历史综述。但是，如果有谁比较一下近几十年来历史专业讨论班的专题、历史畅销书书目与历史专业大学生感兴趣的专题，那么他首先觉察到的是变化与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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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德文版首发于德国《梅库尔——德国欧洲思想杂志》(Merkur-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Europaeisches Denhen)总684期，作者于尔根·科卡(Juergen Kocka)是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系教授、前任国际历史学会丰席。

一、历史科学在向跨民族研究开放

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全球史虽然早有先行者，但特别自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迅速的崛起——尽管它仍是少数人现象，但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的新方向，它尤其使年轻人着迷，它推动着基础性讨论，有望带来新的发现与对旧事物的新认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世界历史)学术杂志，如1990年创立的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和2000年创立的Zeitschrift fuer Weltgeschichte。该领域的著作已经很多，以至于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将书评部分的“综合”栏目改名为“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2005年9月，莱比锡举行了有250多个历史学家参加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史与全球史的会议，那里也已经设立了一个“18世纪至今的跨民族化与地区化研究”的博士专业方向。

在“跨民族的历史学”(Transnational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世界史”(welt- geschichte)、“全球史”(Globalgeschichte)的这些标签下①，积聚着内容很不相同的专题：从19与20世纪德国与法国之间文化交流与关系的历史，到欧洲层面的公共舆论、政治与文明社会的历史以及长达几百年的大帝国及其战争的历史，再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殖民与后殖民关系史。其中有世界经济史或者全球规模的经济史，也包括气候史与环境史，还有通过旅游、战争、传教团报道与思想讨论反映出来的东西方相互观察的历史，高水准的文明比较研究以及这里不涉及的极端的地球历史构想。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内容，各方面应有尽有。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跨民族方向，跨越界限的激情，对空间跨度巨大的历史现象的着迷，对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交织与比较的兴趣，寻找大的框架，尽管随后又转向研究一个较局部的对象，例如190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以望在广大的、倾向上全球性的关联下进行重新探讨与解释。

欧洲与非欧洲的世界部分、“西方与其余”之间的充满冲突的不平等关系，明确或隐约地成为了新世界史与全球史研究的思想政治核心，这些研究常常带有后殖民精神与西方人的良心愧疚，明确表明要脱离欧洲中心论的解释——哪怕只是通过话语史、对遗留下来的关于西方在现代崛起的“宏大叙事”的解构与批判。但是，并不是所有活跃在世界史与全球史或者跨民族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者都有“批判西方的”观察方式。他们所共有的，是他们都在松动、超越、克服民族史的范式。而这一点，如果做得到，确实是重要的。

因为，至少近代史研究自其19世纪的专业化以来都是在民族史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尽管经常出现例外现象。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历史作为一个大众学科在中小学、大学与公共舆论中的崛起是与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形成紧密相关的，并且受到了方兴未艾的民族国家的支持，反过来历史学家也以他们的历史解释为民族同一性的加强作出了贡献。

历史学家虽不总是，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把研究对象定位在民族史的框架之内，他们研究一个国家的——常常是本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现象，这在本质上至今如此，不仅西方国家包括东欧国家，而且在亚洲与非洲国家都是这样。在那里，西方历史科学得以立足并与当地独立的历史思维传统融为一体。虽然，例如在德国，对本民族历史的无批判的赞美和与本民族的无保留的认同意愿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大为减少。但恰恰对自我历史的批判性与自我批判性研究大多也停留在民族史范式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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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举出的虽然只是德语概念，但它是一个国际性现象，重点在美国，但在其他国家如印度也有。

对突破民族史思维与研究这一强大传统的兴趣，能够部分地解释许多活泼的年轻历史学者(对跨民族研究)的着迷。但(这些年轻人的踊跃参与)反过来也能解释，为什么(历史科学)向世界史与全球史、纠结史与关系史的开放，今天是一股充满力量的思想运动。它首先是对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的跨民族化的反应，这一跨民族化——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化，最后作为全球化——虽然有着深远的根基，但随着1990年东西对立的终结与近15年来的数码革命大大加速了。

全球化不是指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越来越相似，世界越来越同质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趋势。全球化是指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经历空间与行动单位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交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了，跨民族的关联更为真实、更可以经历到与可以操作了。

这一点，目前不仅发生在经济与政治领域，而且通过移民与旅游、信息与文化也发生在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时装、音乐、消费与生活方式上。它们是跨度大小不等的跨民族性交织——从德法邻国关系到欧盟的种种关联与跨大西洋的同属感，再到全球性的有选择性的联系。媒体、国际性与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阿塔克组织(Attac)，或者也包括全球共同经历的事件如奥运会、伊拉克战争或者教皇的去世都推动了这一进程——更不用说扩展到全球的资本主义与原则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操作的科学研究。这一进程首先涉及到的是精英们，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涉及到广大民众，至少在我们的国家是这样。

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跨民族的历史观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这一全球化，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加速，但直到最近15年内才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作为当代的标志。

二、社会史的传统

社会史研究与全球史潮流之间是有冲突的。社会史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里(德国)的祖师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与奥托·辛策(Otto Hintze)，或许也应把海因里希·李尔(Heinrich Riehl)与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算进去，另外还有国民经济历史学派、国家科学以及形成中的社会学的某些实践者。社会史受到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的影响。它从那里获得了研究的问题与专题：如资本主义的挑战、工业化、阶级冲突、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社会不平等。后来还有两性关系、劳动世界中、消费社会以及小人物生活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撞击。

当然，以前也常有过跨越界限的社会史研究——例如对世界贸易、移民潮流、帝国主义的社会史研究，后来，尤其是在今天，对战争的社会史研究。当法国社会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写作其地中海世界历史巨著时，他在纲领上就跨越了民族史的界限，英国社会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世界史的角度设计了他的对于现代世界的宏大综述。个别社会史学家例如哈特姆特·凯伯乐(Hartmut Kaelble)在其德国、法国与欧洲社会史研究中，常常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也观察了其他国家。

但这些都是例外。当社会史研究于上个世纪50—70年代开始立足时，它首先是以民族史为框架的，经常集中研究较小的研究单元，也就是单个地区、城市、村庄、企业、协会、社会机构与进程，维讷·康策(Werner Conze)的著名论文《暴民与无产阶级》研究的主要是1848年三月起义前的德国历史，尽管也展望了法国与英国的状况。汉斯一乌里希·韦乐(Hans- Ulrich Wehler)似乎理所当然地撰写了一部德意志社会史。克劳斯·藤费尔特(Klaus Ten- feld)研究的是鲁尔地区的矿工史。沃尔夫冈·科尔曼(Wolfgang Koellmann)的人口史研究主要是针对德国，另外他还研究贝尔基希地区与鲁尔地区的历史。当于尔根·罗伊勒克(Juergen Reulecke)研究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时，他研究的是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西门子公司的社会关系与职员；这是一个早期的跨国家族公司，但我感兴趣的是19世纪德国社会框架下的西门子公司。有许多社会史学者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导致德国民主制度崩溃与纳粹极权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条件与原因。正因为这点，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德国，尽管也有国际比较的视角。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对经历史与日常史的容纳，然后又通过与文化史的新的沟通，也因为有性别史的挑战，社会史研究有了很大的扩展与改观。但是，其问它常常更微观了，但不具有跨民族性。国际比较，再跨越民族界限，它也——在方法上——论证着民族史的范式，因为它寻找的是X国与Y国的现象之间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这样它就证实了国家以及同一性之间的界限。

社会史学者喜好观察得很仔细，正如彼特·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最近所写的那样，他们的研究大多有“高度的地点性”(highliy place—specific)，因此他们能够重构经济、社会与文化与政治因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这只能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可以全视的空间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德国的社会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大国关系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认“内政优先”的范式，特别关注社会以及社会经济原因系列的重要性。当他们研究跨度很大的跨边界的关联时，如研究殖民或者帝国主义时，社会史学者倾向于在进行扩张的社会内部本身寻找解释，而不是主要在跨民族的关联本身或者在国际体系本身中去寻找。在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中许多人从事的社会史研究与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无疑存在着张力。那么社会史应该如何对待这一张力呢?

三、民族史框架的合理性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也在民族史的框架内研究社会史，至少是19与20世纪的社会史，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在这一时段内，自法国革命起，至少至20世纪中期，但又在该世纪的最后十年(特别是在跨民族统治的苏联瓦解以后的东欧)，社会生活确实在很高的、长期增长的、至今仍然在相当高的程度上，特别是在其边界与语言的界限相吻合的时候(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及20世纪再次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受到了处于建立、巩固与强大阶段的民族国家的影响。正如最新的民族主义研究成果表明，最迟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跨界限的跨民族联结不仅没有阻碍，反而推进了这一(应理解为社会生活的领土化或者民族化的)进程。

当人们研究不断变化的交换过程、社会互动、交流过程与文化接触时，当人们研究生活机会与社会风险的分配时，当人们思考绝大部分社会冲突与合作发生在哪些领域的问题时，人们会发现，较早在西欧，随后在中欧，最后也在东欧形成的民族国家界限不仅分离着国家，而且分离着社会——尽管它们只是到了20世纪才用关卡横木以及签证限制着旅行者的通行，尽管有许多跨边界的观察、接触与互动，尽管许多社会生活实际上在较小地空间内，如在地区、在乡村、城市中与在邻里之间进行。

民族国家界限之所以也明显地将文化、经济与社会的生活关联相分离，与民族国家的特征有关，民族国家的建构原则的基础是，它把国家、社会与文化相互紧密对结，其问语言担当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社会、文化与国家的对结随着广大民众逐渐被纳入政治与民族文化，也随着19世纪末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而逐渐加深。这是民族国家的巨大力量的根基，这有别于被它逐步排挤的跨民族国家的建构原则——这一点实质上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尽管有过许多战争、危机与灾难，尽管已经有了欧盟。

因此，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在研究西方的以及19与20世纪的历史时，也在民族史的框架内进行社会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就再往前的几个世纪而言，这一观点的有效性要小一点，在世界其他部分情况也不一样，而在21世纪形势或许会有根本变化。另外应该提醒的是，我们在研究社会史时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如“社会”与“阶级”概念，明确地或隐约地是与民族空间相关联的，因为它们是在19与20世纪形成的，当时民族国家的权力也深刻地影响了对现实的思想构建、提问、分类与分析工具。

另外，没有争议的是，社会史研究，也与历史科学的其他种类一样，需要史料。这里至少值得提及的是，民族国家时代的这些历史资料越来越以民族空间为单位被组织、收集以及开放使用。因此，人们虽然不强迫，但总是建议与希望历史学者能够尊重民族史的范式，即便历史学者通晓多种语言，能够阅读多种语言的原始资料。而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很少。

再次，作为民族史框架的合理性理由，我们还应注意到历史科学的功能，历史对生活的用处。这是一个很大的专题，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电子工程师或者梵文学家不同，他们在与一个较大的受众交流，而且必须与他们交流，如果他们要完成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作出他们对于现实的历史性自我启蒙的(微薄)贡献的话。在近两百年以及近几十年来，在今天以及在可预见的时段内，恰恰就集体记忆、传奇与回忆、历史意识以及从中得出的借鉴的可能性而言，即就他们的集体回忆或者宁愿忘记与扭曲的内容而言，这一受众是——不仅仅是，但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带有民族文化的色彩与民族语言的特点的。

如果我们在这一意义上对我们的历史感兴趣，哪怕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反思它，那么它不仅仅是民族史，但也是民族史。从这点也可以得出采用民族史视角的合理性，对于许多专题来说，采用民族史视角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近几十年来把纳粹主义及其罪恶只当作一个欧洲的、甚至是全球性现象(它无疑也是)，而不是首先作为德国问题来研究(对于我们来说，它曾经是并且仍然是，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一个德国问题)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一个严重的压抑行为，联邦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的、从越来越无保留地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中得出的学习进程，也会被阻碍了。

最后，必须再次提及，历史学者十分重视背景。历史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各种各样的人员、利益与情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是众多的因素，是结构、进程、经历与行为的联结，还有单个事件。所有这些内容，只能当历史学者将其研究范围局限在可全视的研究空间内时才能进行研究。一个地区与一个城市特别适合作为研究空间。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很多理由在小空间内研究社会史，至少就19与20世纪而言，也有许多理由把民族史的视角仍然看成是一个有成效的视角。

四、社会史应向跨民族研究开放

我希望，上述理由有一定说服力，但如果把它们过于夸张或者绝对化，它们就成为了错误。因为，很明显，我们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欧洲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男人或女人，另外还是社会阶层以及其他更小的集体的成员。有许多——这也与当代与未来相关——跨民族(以及民族层面之下的)的、针对我们历史的，应该通过跨民族(以及民族层面之下的)视界研究的问题。出于好奇，出于分析动机与根本上的认识兴趣，我们也对不属于我们的历史感兴趣。如果让(例如在国家档案机关)按民族空间整理、使用的原始资料挡住了我们跨民族的视线，那会是很糟糕的。当代的跨民族经历不应该使我们对过去的跨民族联系感兴趣吗?尽管我们知道，它们没有今天这样突出。或许我们能够在那里发现那些今天的全球化经历才使我们看到新的方面?社会史方面也是如此，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一般使用的理论与概念使我们看不到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批判并且寻找新的理论与概念?恰恰像“历史社会科学”这样一个的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史学派更应该是这样。

因为，首先有许多理由表明，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因为，如上所述，19与20世纪民族国家的界限，也是社会史的界限，有意义地划定了研究单位的范围。只有将在各自国家内部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与国界以外的交流与互动过程就其频率、密集性与重要性进行比较，才能系统地考核这一点。

这种比较，最近德国历史学者就德意志帝国的经济互动问题实践过。人们还可以就移民、邮件、旅游与其他方式的交流，做出试验。它有可能使我们发现跨国界的专业化的社会空间，它们的存在确实使国家确定的界限的社会史意义相对化。尤其是近来的移民史研究，自从它更加注重有时很经常发生的，逐渐加强的回归移民的研究以来，就此得出了新的结论。这对于工人史的研究有着直接意义，对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历史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阶级是通过流动，也是通过跨界限的流动而形成的。

再举另一个例子：近来的研究表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发生在希腊国界之外。希腊的整个国民收入中的相当部分是由散居在国外的希腊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在商船上或其他地方挣得，然后作为跨界限与距离的亲属之间的互助行为邮汇给他们在国内的家庭成员与亲戚的。同时，希腊的上层社会把他们的儿子，不久也把他们的女儿大批地送到巴黎与维也纳，送到德国与英国的学校接受教育。部分的希腊社会生活发生在希腊以外。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的跨领土性”(Sophia Spiliotis语)，但是后来受到梅塔克萨斯(Metaxas)独裁政权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打击。这些例子足以表明，对跨边界的流动的系统研究能给社会史与理论，也可以对“界限”理解的历史化与“社会”概念(现在对这一概念有许多争论)带来某些新东西。

其次，至今为止，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我相信，在目前发生的历史视线通过全球史的扩展过程中，仍然是如此。但是很明显，我们早就知道，但在最近十年里至少更清晰地认识到，还有第二条超越各自民族史框架的道路：重构跨界限的关系、观察、传递与交织。货物、信息、人员从国家流动到国家，从地区到地区，跨越或近或远的距离，并且在途中发生变化。那里仍有许多现象值得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现在在“纠结史”(“histoire croisfie”，“entangled histories”与“Verflechtungsgeschichte”)的提示语之下在讨论着的理论问题。

我们知道，法国革命像野火一样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直到新世界，例如到海地。1848年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欧洲性交织关联，也影响到了试图避开革命的俄罗斯与英国。史学界经常讨论说，英国工业革命与把黑奴贸易的利润有关，同一批把黑奴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船只，又把糖与棉花从新世界运回了欧洲：这是一个特殊的大空间内的经济联系。在阿拉伯裔美国知识分子埃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的论点的启示下，人们在讨论与研究，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图像与语言模式对于欧洲的自我理解及其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实践有哪些意义。

这在根本上是“纠结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6世纪以来欧洲向世界的扩张如何反过来影响到欧洲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直到殖民时代的结束，它导致了几百万外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回流到其来源国，基本上在同一时代，有许多德意志人从东欧、中东欧与东南欧因强制遣返、逃亡与驱逐回流到德国。

在方法上来说，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一方面人们不应该固步自封地认为，历史比较与纠结史是不相容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全球史学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认为可以放弃历史比较研究，那么他们就走上了薄冰。越来越多的跨界限的交织与影响并不必然地导致界限的模糊化，而是会促进它们的明确化——在当代人的观察中，但也表现在实践中对边界的扩建与加固，可以说是作为对策。这样民族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浪潮与现实的跨民族化、全球化携手同行，1800年前后是这样，在1900年前后又是如此，或许在最近l5年里，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也是这样：看上去是个矛盾，但可以化解，其间民族主义的社会史会获得新的推动。

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在许多批判性的、经常是攻击性的、更多的是抱有愧疚心理的对西方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的提问，是近日全球史兴趣高涨的一个重要动力。跨民族的历史写作，只有当它们能够超越西方的范围提问、研究与论述的时候(总是有选择的，从不是全面覆盖的，但至少超越了西方范围)，才能达到全球性跨度。

看一下严肃的具有全球史深度的研究著述，我们可以看到，感知史与话语史方面的研究较为领先，例如关于几百年来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特别是反映在文学、游记中的相互观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史方面有许多研究：如国家关系、20世纪的国际组织、世界帝国(恰在眼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史专题)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全球史框架下的经济史研究，包括为什么东亚直到17、甚至18世纪在某些方面与欧洲至少一样现代、经济上一样强大，而自18、19世纪以来远远落后于捷足先登的西方(这点现在又改变了)的这个老问题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

社会史方面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有待进行，尽管早就拥有了一些基础。例如移民史，最近做得最好的是狄克·霍尔德(Dirk Hoerder)。作为一个特殊领域，我们可以提及关于“黑色大西洋”的著述，即关于非洲、欧洲、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地区相互之间通过移民、奴隶贸易与其他关系建立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交织关系。还可以提及的有散居史研究，如华人以及他们在东南亚、非洲与北美的经济活动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是最经典的跨民族现象。另外还有初步的对工人史以及工人运动的全球性研究，例如阿姆斯特丹市的马赛尔·凡·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的研究工作。我们还应该想起生活在鲁尔地区的波兰人的历史，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仔细研究过的纠结史的例子。最后，我们还不能放弃广泛的文明比较研究，例如借助于一个经过反思的、以韦伯为先驱的现代化概念。但是这样的比较研究不适合于博士论文，而是适合于进入成熟年龄段的历史社会学家：例如埃森斯塔德(S．N．Eisen— stadt)，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以及比甬·维特洛克(Bjoern Wittrock)。而此类的比较研究几乎会自动地引发一些条件反射式的指责，说他们抱有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人的偏见。

但我们不应该因此畏缩不前。相反，我们应该严格地在史实上研究后殖民研究精神坚持者很愿意提出的问题，即西方国家殖民与帝国扩张对于这些国家本身有什么反作用的问题。至今为止，这些研究并未导致全球史视角下的“欧洲的边缘化”。而对于德国来说，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收获似乎远不及英国、法国以及其他真正的殖民国家。

社会史研究可以给全球史学家提供许多东西：尤其是冷静的史实研究(作为反空想的平衡物)以及原因分析，后者在全球史讨论中奇怪地常常处于靠后位置，或许是因为(如果重视它的话)它会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相关社会的内部。因为，如果人们要理解全球化的动力与载体，理解跨民族伸展的动机与能量，那么人们首先必须关注相关国家内部的经历与期望、社会化进程与社会冲突、利益与格局、行动个人与集体，而且主要在大都市，而不是在边远地区。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交织进程一旦被启动，本身会产生新的动力。这一点，在几十年来关于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形成的研究上，得到范式性的探讨。

反过来，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尽管很难，也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在史实上，作为对社会史基本概念的批评；大概也就因果分析而言也能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今天，人们已经不能对国内政治研究专题的普遍优先性坚信不疑，但跨民族性视觉的优先性更没有理由。将两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同时明确地追究关于原因与后果的问题，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