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半球第一个霸权国家的兴起：西班牙（上篇）

作者：高春常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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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最早实现崛起的世界大国，强盛期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两国都在新兴的地理大发现中占据了先机，并分别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葡萄牙势力囊括非洲、亚洲和巴西，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而西班牙几乎独占美洲，掘金盗银，带来滚滚财富。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更是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权国家，原因是它不仅是个海上强国，据有广袤的美洲帝国，它还在欧洲大陆称雄，其步兵部队之强悍一度被列为欧洲之冠，连辉煌一时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也在1581年被它吞并。
这里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占据了称霸世界的先机？中国的郑和首次下西洋比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几乎早了整整一个世纪，规模庞大，“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根据英国海军退伍军官加文•孟席斯的潜心研究，郑和及其主要的助手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在1421-1423年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环球航行，连南北极、澳洲、美洲和格陵兰岛都去过了， 但强盛的明王朝为什么却没有真正走向海洋，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失之交臂？
我们知道，与中国相比，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特点是四分五裂，存在着多种权力中心，既有教权与王权制衡，也有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制衡；既有新兴的城市，也有封建堡垒和庄园。过去我们往往以此断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性”，事实上这种政治分裂类似于政治权力的制衡；可以这样说，这是欧洲日后走向原发性资本主义、率先崛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这种政治力量的分散性导致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后果是，哪个政权都不能完全扼杀商业的发展；如果贵族对商路滥加征税，他就会发现商人到别处去了，而总会有人对商人加以一定保护。这样，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内在不稳定性，使之从底部逐渐孕育出一种四处冒险、寻求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阻断通往东方的陆上路线后，希望从海上找到通往东方新航路的民间动力就出现了。你看新航路发现者的船只，有的是自备的，有的求助于商人，有的邀海盗入伙，民间色彩相当突出。即使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所领导的大洋探险活动，也独立于王室。
但我们也发现欧洲的新兴君主们对地理大发现也很感兴趣，他们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探险，比如发展本国的造船业，给海外贸易商授予各种特许状，也就是垄断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与欧洲的多元政治、经济结构有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财产所有者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随便向庄园或城市征税。国王在王室领地或其他收入不够用了，要加税得召开议会讨论。例如西班牙的卡斯提国王残忍者佩德罗打仗时没钱花了，不得不盗掘先王费迪南和阿丰索的陵墓，把金冠、红宝石和祖母绿一网打尽。 所以君主们也希望财源茂盛，以应付越来越多的花销。于是地理大发现的官方动力就出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诞生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以哥伦布的远航为例，之所以能成行，就是西班牙王室和哥伦布本人之间达成利益结合的结果。据协议，西班牙王室获得新发现土地所有权及其主要收益，哥伦布可以“副王”、总督的名义对其进行管理，并可保留1/10的出产税，等等。
郑和下西洋的动力则完全不同。明成祖朱棣支持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南洋商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巩固大一统帝国下的皇权；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官方体制厚往薄来，在经济上根本不划算，所以后来宝船被封，航行日志也被一焚了之。而在民间，名王朝从立国之日起便实施海禁，以绝海患。这样，中国通向海洋的大门被关闭了。
还需要回到上面的问题，即为什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博得头筹，而不是意大利或其他国家？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国的地理位置有利。意大利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方，但奥斯曼土耳其兴起后就逐渐衰落，伊比利亚半岛则既享有地中海时代的商业熏陶，又在该时代结束后因靠近非洲的缘故而开启了大西洋时代，所以先是葡萄牙探险，西班牙紧跟。第二，两国君主的重视。据孟席斯的研究，葡萄牙进行东向探险的时候，根据的是一幅绘于1428年、被该国国王视为高度国家机密的地图，而哥伦布则在这张地图的基础上进行伪造，以骗取西班牙王室支持他的西向探险。孟席斯称，这张1428年地图是从意大利旅游者达•康提那里得来，而后者的知识来自郑和船队。 无论孟席斯的观点对错，两国君主对探险事业的关注和冒险精神为日后两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则是无可置疑的。第三，在权力的结构上，我们已看到国家作为有组织力量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海洋取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葡、西恰好是西欧各国中最早建立民族国家的。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了伊比利亚半岛，在此后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的运动中，半岛上出现了三个斗争中心，即卡斯提王国、阿拉冈王国和葡萄牙王国。1479年，卡斯提和阿拉冈藉婚约合并，伊莎贝尔和斐迪南“以同等地位登基”，形成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王权的兴起意味着君主专制体制的建立，而由于君主代表国家，所以王权兴起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由于葡、西两国在这个权力结构上领先其他国家一步，所以在地理大发现中抢得先机也不偶然。在王权形成过程中，城市和与工商业关系密切的贵族支持王权，贵族和商人在包税、军需方面为国王效劳，国王则在贵族和商人支持下组建军队、加强官僚政府，并通过商业特许状或官职回馈贵族和商人的支持，而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活动也与王室的支持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可进一步分析双方联盟的原因：国王寻求财力支持以加强王权的动力容易理解，为何与商业密切的贵族和商人积极支持国家统一呢？按照里德的分析，奥妙在于统一降低了交易成本。里德认为，市场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小，从而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 在中世纪，封建割据扩大了交易成本。过桥要收“桥税”，过河有“摆渡税”，船只靠岸有“停泊税”，即使过路也有通行税，此外还有巧立名目的“轮子税”、“扬尘费”等等。所以与商业密切的贵族和商人对消灭割据势力的民族统一相当积极；对他们来说，即使是最坏的统一国家，也比没有国家保护的无政府状态或封建割据状态要好。从具有权力制衡意义的封建割据状态蜕变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民族国家，这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飞跃，也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