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 孙立平著 / 金昌庆译：《断裂》
朝鲜日报驻中国专门记者 池海范
“中国的市场非常巨大。就算向每个国民卖一支铅笔也有13亿支。”
这种错误的“中国论”在中国热潮最为猛烈的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流行过。韩中两国建交15年后今天，这种“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让很多中国幻梦都破灭了。但现在仍有很多糊涂之人只见其表，不知其里。
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去过中国的人们比去之前要迷糊，更不要说在那里生活了10年的人了。刚刚对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赞叹不已，又要为山西省砖厂的奴役民工咋舌。报纸头版头条刚报道完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国家，第二天又在曝光假冒伪劣食品。如此之大的偏差，很难用一句话给中国下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审视中国呢？这没有正确答案，只能像射击一样，不断地瞄准零点，接近正确答案。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写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能帮助我们的眼睛瞄准零点。如果期间过于被载人宇宙飞船、浦东和中关村吸引眼球，或被迅速增长的“数字的魔力”所迷惑，此书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好好地打打预防针。
孙立平教授是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这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产业化之后是很少有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等书深入探究了“现代化”问题，90年代以来又开始研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转变问题。
所谓“断裂”，是指“断开和分裂”。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后，其社会结构逐渐转换为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方向，而这一现象的本质就是“断裂”。也就是说，“断裂”现象出现在城市和农村、就业者和失业者、中产阶层和底层弱势群体之间。孙立平指出：“80年代中国的弱势群体仅仅是老弱病残者，然而自从进入90年代开始扩大到农民、离农工人、失业者等。这一数字高达8～9亿人。”
孙立平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城市和农村并没有实现同步发展，而是两者相互“断裂”，只有城市得到了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通过“户口制度”来限制人民随意转移居住地区。1985年至1990年间，只有1.5％的农村人口搬到了城市。然而，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吸收，大量残留在农村地区，使得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绝大多数的农民沦为了贫困阶层。其中，政府实施的农产品的低价政策也“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离开农村的农民工也没能摆脱生活贫困。没有学历及专业技术的这些人，大都从事制造业的生产工人或是建筑工地的劳动者，收入相当低微。更何况，在没有自己户口的城市中，经受各种不平等待遇，沦落为“城市底层居民”。另外，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贫困阶层。
然而，问题在于，由于这些弱势群体的购买力不足，中国经济不仅在饱受“内需不振”的困扰，同时正面临着农村经济即将崩溃（所谓三农问题）的这一严峻的形势。也就是说，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甚至到了无法向公务员和教师支付工资的地步。孙立平对此做出判断，中央政府为了向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维持超过10％的高增长率。然而，中国目前正陷入到了越是增长“断裂”现象就越发严峻的“高速增长的悖论”之中。
孙立平就失业问题表示，有必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还要积极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孙立平还建议加强专业技术学校等职业教育。他强调说：“为进一步缓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应重建个人所得分配制度，其首要措施就是征收个人所得税。”
《断裂》是自中国内部提出的批评之声，因此与几年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也不同于魏京生、王丹等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国外的知识份子的冷眼相看。《断裂》反倒与上世纪80年代一度令中国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电视纪实片《河殇》一样，是对“患部”的一种自我批评。不过因为是在2003年出版，未能论及胡锦涛政府的政策性改变“和谐社会”，这一点令人遗憾。此外，《断裂》未能对最根本的问题——政治因素提出原则性质疑，这就是身为中国学者的局限性。书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复。而且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重复(如译本22至26页与108至110页雷同)，也是缺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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